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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感受到了因改革之初权利的配置不公平和权力的无监督状况而导致的病态市场化过程中大众对财富的不公平配置（所谓“以权谋私”或“腐败”）的普遍不满。与此相应，怨恨在我们的社会里逐渐积累至危险的程度。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二） 简论王元化先生自由主义思…
这里，前述“中国问题”呈现出它的复杂性。首先，一方面，为最终提高我们每一个人的福利水平而引入的市场机制，确实远比政府机制更有效率，并因此而获得其道德合法性。另一方面，与市场机制内在的分配不公平的积累同时发生的，是转型期政府因履行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重职能而难以避免的腐败行为，并因此而侵蚀了市场机制的道德合法性。我们知道，在任何社会里，任何制度得以持续的前提是道德合法性，然后才是政治和法律的合法性。
其次，转型期政府之所以难以避免地发生腐败行为，是因为上述的那种病态市场化的过程已经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足以瓦解计划体制的行为规范和那些尚未被计划体制摧毁的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其实，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在远未完结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大致瓦解殆尽。孔子曾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政治秩序的模型。当代中国在“去伦理化的”市场化过程中展开的，则是一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会图景。
第三，为缓解因政府行为腐败而积累的普遍怨恨，与基于市场机制的经济发展同时进行的，应当是一个旨在纠正病态市场化过程的包括基本自由权利和公民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如博兰尼（M。Polanyi）曾指出的那样，民主是政治艺术，它的普及与成功极大地依赖于参与民主政治的大众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这门政治艺术。否则，如哈耶克反复告诫的那样，民主便很容易蜕变为多数人的暴政，它将损害自由，并且长期而言它也将颠覆民主。
第四，由于上述的“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和“政府失灵”（governmentfailure），教育被认为是普遍地失败了，这也意味着未来参与民主政治的大众所需的道德熏陶与政治修养的普遍缺失。
第五，如前述，任何观念在可能被正确地理解之前，必须被正确地表达。源自西方社会的自由与民主等观念，尚未在中国文化中获得它们的正确表达。
鉴于上列理由，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需要变得更为复杂。它既要兼顾“自由”与“民主”在中国和在西方的不同的文化表达，又要兼顾“效率”与“正义”诸议题在中国社会和在西方社会由以发生的不同的情感方式，还要兼顾“市场”与“政府”在中国政治经济格局内和在西方政治经济格局内的不同涵义和发展。
因此，在中国，自由主义的立场绝非可以一劳永逸地定义的与具体情境无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态度。王元化先生的自由主义思想，正符合这样的情境相关性，从而表现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杂性。
四、王元化先生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杂性
在2003年6月25日发表于《财经》杂志的文章里，元化先生指出：“……这次政府抗击SARS的行动让人感到温暖，我想其中开始显现的一些基本人权观念，恐怕在起着主要作用。……为什么这次政府的政策得以较为顺利的贯彻，比较获得人心呢？那就是因为本届政府注重责任伦理，把人的生命放到第一位，这是一个关键条件。不过，就这种措施本身来说，它是在体制改革还没有实现之前，只能采用的手段。运用这样的行政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它所依靠的是领导的开明，否则，采用同样的行政手段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如过去的大跃进就是一例）。我们不能过分信赖这套行政手段，因为它只能用于一时，而不可行之于久远。……它只能是在体制改革尚未完成以前，在政治文明的目标实现之前，不得不采用的手段。倘不坠入空谈高调，我们只能说，在现有的基础上，实在也别无更能行之有效的方案可循。我甚至认为在一轮一轮政治改革完成以前的较长时期，也还只能如此。自然其前提必须是有责任伦理和人权观念的政府。如其不然，一旦放弃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的建立，不立此为本，那么，必将流为新权威主义，这是与现代民主政治精神泾渭殊途的。”此处，元化先生承认民主政治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故不愿“坠入空谈高调”，他所希望的，是那些保持了责任伦理和人文观念的政治家们或许在追逐私利的政客们的权力格局内逐渐占据优势，至少，在实现民主政治之前不要完全被追逐私利的政客们压倒。
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二） 简论王元化先生自由主义思…
他还注意到：“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在危难时刻所显现的美好人性，倘不加珍视、培育、巩固，是会稍纵即逝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不注重人文精神，很多不好的现象也在危机中暴露出来。一些人不讲公德，随地吐痰。有的患者明知自己有病，还出来游玩。甚至还有SARS患者从医院逃出来，到公共澡堂去洗澡。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蔑视人文精神，缺乏由人文精神所培养出来的责任伦理、公民公德、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等等，必然产生的恶果。我希望通过这次SARS的经历，全社会都能够重视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
最后，元化先生论及社区的性质：“现在我们的社区还不是民间社会团体。民间社会组织的根本精神是自治，是市民或村民按照自愿的意志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这里且以美国的社群为参照，美国每一个镇都是一个社群，它有自己的通过选举所产生的管理机构，镇并不对县或州负责，它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在镇、县、州和联邦之间，并不是一般我们所理解的上下级关系，每一个都是相对独立的社群，只是通过明确的法律联系在一起，比如州的立法不能违背联邦的宪法等等。我们现在的社区，在历史传统上与保甲制度有关。1949年之后，我们采用的是街道里弄组织，它们都是区行政部门的派出机构或政权机构的延伸，实际上是政府的基层单位。它们是以贯彻上面的政治任务和领导意图为主要目标。它们不是自治的、服务性的，更多的是管理、控制的功能。……当前社区改革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它应该是从大政府转向大社会，使社区更多体现出服务和自治的性质，让政府对社区的管理由指令式向指导和辅助式转化，由原来作为社区派出机关的基层单位向民间社会自治性组织逐步过渡。”
数年后，2005年10月3日，《财经》杂志发表了元化先生与林毓生先生关于西方与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的通信。当年3月2日，他们的讨论从现象层面开始，元化先生口授：“这里乏善可陈，令人郁闷。现和你谈点文化方面的事，去岁12月中旬，几位热心朋友倡议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一次‘清园书屋笔札展’，我同意了。展品是我用毛笔书写的拙著中的各片段，每幅二百字上下。目前媒体上所报道的文化活动不是为了炒作，就是带有广告性质。充斥在报纸、杂志、戏剧、电视、舞台上的，大都是一些低级庸俗的文字和图像。我已经老了，没有力气再做什么事，我想通过这次展览，也许多少可以显示出一种和只顾向钱看的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有所不同的文化氛围，但是我失败了。……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袭上心头。……前后不过十年，这里的文化衰败和人的素质下降就这样迅速，我不禁想到赫尔岑那样的问题：‘这是谁之过？’作为一个知识者，我们自然是有责任的。但这不能仅仅责怪知识者，这是我以前跟你说过的那种决定文化导向的力量所造成的。每一想及此事，真是令人悲从中来。我已入耄耋之年，一无所求，但是想到我们的后代，想到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倘听其毁于一旦，实在是于心难堪此劫。”
同年6月30日，林毓生先生答复元化先生：“……文化庸俗化现象，在港台的年轻人身上随处可见（当然，也有例外），在那边，大家好像已经见怪不怪了。目前塑造年轻人‘无意识’与‘无品味’的最大力量，是媒体的与政治的炒作。各国制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