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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然，这场恋爱又是没有结果的。
情人眼里出西施，在郁达夫的笔下，日本女人的相貌被大大地美化了，她们的眼睛，总是被描绘得“又大”“又黑”“又圆”“又灵”，恐怕与作者的自作多情与亢奋的性心理有关。事实上，日本女人的眼睛一般说来总是细而小；她们的身体，也总是被形容得丰硕完美，极富性感。这里不妨抄一段作者的原话为证——
“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爱的，她们历代所受的，自从开国到如今，都是顺从男子的教育。并且因为向来人口不繁，衣饰起居简陋的结果，一般女子对于守身的观念，也没有像我们中国那么固执。又加以缠足深居等习惯毫无，操劳工作，出入里巷，行动都和男子无差；所以身体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决没有临风弱柳，瘦身黄花的病貌。更兼岛上火山矿泉独多，水分富含异质，因而关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像似瓷体；至如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娇娘，就是在日本也是雪美人的名称，她们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说了。”（《雪夜》）
这番话虽然不乏一个“日本通”对日本女人通达的见识，仍是属于饥饿者对美食的夸赞，难免言过其实，顾此失彼。那个时代的日本女人，固然有其特殊的魅力和韵味，但身材矮小、腿短，却是一望而知的事实。差不多同时在日本游学的丰子恺，凭画家敏锐的视觉，一眼就发现了东洋女子的这个破绽。他认为，日本女子最缺少当模特儿的资格，“平时穿着衣袍，踏在半尺把高的木屐上，看上去还不讨嫌。等到脱了衣裳，除了木屐，站在画室里的台上，望去样子真是难看，只见肥大的一段身体，四肢短小如同乌龟的脚。”这一点连与丰子恺一起作画的日本画家都不否认，承认在日本只有个别的上流女子才有好看的身材。（参见《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三）日本大作家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里这样形容日本妇女的身体：“像纸一样薄的乳房，贴在平板的胸脯上，腹部缩小得比胸脯还要细，从脊背到腰身到臀部都是笔直的一条，没有任何凹凸，整个身躯和脸庞以及手脚相比，瘦弱得不成比例，一点没有厚度，使人感到这不是肉体，而是一根上下一般粗的木棒。”谷崎的描绘与丰子恺的观察结果大不一样，但在人体比例严重失调这一点上，却是高度一致。东洋女子身体的丑陋也就不用多说了。看来天真的郁达夫是被东瀛女子特有的扬长避短、化腐朽为神奇的装饰才能所迷惑。不过这也很正常，民谚有，饥饿的光棍汉，见了母猪眼睛都发绿，说得虽粗俗，却不失为朴素的真理。
耐人寻味的是，郁达夫的主人公虽然饱受东洋女子的轻视，却不真正地痛恨她们，而是将怨恨转向不争气的“祖国”。
对于弱国子民的屈辱，郁达夫真是有切肤之痛，令他最不堪忍受的，就是性的不平等。在《雪夜》里，作者以生花之笔，描写在风和日丽的初春，在东京小石川植物园、武藏野的井之头公园等宛如人间仙境的园游胜地，与日本的良家少女攀谈游玩、光阴如箭的美妙情形，随后笔锋一转，写出从“欢乐的绝顶”掉人到“绝望的深渊”的巨大刺激，发出啼血之鸣：“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
“弱国子民”的屈辱本来无所不在，比如在鲁迅的《藤野先生》里，它表现在中国人的智力受到歧视；在郭沫若的《行路难》里，表现为日本房东的势利，中国留学生“住”的困境；在《留东外史》里，表现为日本警察对中国留学生的无端刁难，而到郁达夫这儿，都集中到“性”的歧视与苦苦闷上，而很少涉及其他方面。这种一味对“性”的执著，意味着什么？
在《沉沦》里，面对青楼侍女问“你府上是什么地方”，主人公立刻脸红耳赤，全身发抖，像上了断头台一样，作者接着马上解释道：“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个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类似的“支那人”细节与愤慨，在郁达夫的作品里一再出现，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情结。《沉沦》的主人公最后在悔恨绝望中投海自杀，临行前，对祖国发出这样的怨叹：“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郁达夫的留日小说，几乎都在演绎这样一个主题：“支那人”的身份，是性苦闷之源，也是爱的最大杀手。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个结论并不错，但说得太绝对，却让人感到另一种矫情。郁达夫的留日前辈、平江不肖生大概不会同意这种逻辑，不但不同意，也许还会嘲笑他。读一读他的《留东外史》，就可知道，“弱国子民”的逻辑在嫖场上不见得适用，在情场上也未必处处通行，中国的浪子在东瀛嫖场上生龙活虎的劲头儿，黄文汉与圆子打不散、拆不开的爱情，都能证明这一点。设想一下，《南迁》里的伊人与荡妇M那种风流韵事，要是让黄文汉之流碰上，不知道会热闹到哪儿去，哪里会弄得那样窝囊！
不说平江不肖生这种思想陈旧、落后的文人，那么就来看看郁达夫的朋辈、中国新文学的旗手郭沫若吧。郭沫若虽然也在作品中发过不少“弱国子民”的冲天牢骚（见《漂流三部曲》《行路难》），却又以实际行动颠覆了这种“弱国子民”的逻辑，不但娶了日本姑娘，享受了东瀛女子温柔坚贞的爱，还留下了一部震撼人心的爱情浪漫曲——《落叶》。作品写一个叫菊子的日本姑娘背弃了父母、兄弟姐妹和国家，在周围冷漠的眼光中，坚贞不移地爱着一位中国留学生的感人故事。这部小说至少可以叫人明白一点：中日两国之间，即使在关系最恶化、最倾斜的时候，也不可能彻底泯灭人民之间的感情和两性之间的爱情；“国家”、“民族”这些庞然大物虽然厉害，也无法彻底覆盖“人性”，阻隔两性之爱。（事实上，当时留日学生与日本女子婚恋的并不个别，仅在文学界，除了郭沫若，还有周作人，陶晶孙；至于与日本女子发生恋情的事情就更平常了。）郭沫若的另一篇小说《喀尔美萝姑娘》写一位工科学子痴迷一位美丽的卖糖少女，竟至于放弃家庭、学业和祖国，其中也写到“中国人”的自卑，写到这位学子因失恋而跳海自杀，格调却与《沉沦》完全不同，学子没有把怨气撒到“祖国”身上，也不为自己的行为后悔，而是敢作敢当，自己承担一切。这使这篇表现颓废主题的小说获得了一种纯粹的艺术品位。相比之下，《沉沦》不能不显得小家子气。
然而，这种怨妇式的哀叹发自郁达夫的肺腑，应当说非常真实，因为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弱者。郁达夫的性格敏感、脆弱、自卑，延伸到作品中，就是其笔下的主人公总是情欲旺盛，意志怯弱，感情恣纵，理智匮乏，在两性关系上总是处于被动地位，既离不开女人，却又无法征服女人、占有女人，永远处在“性”的苦闷与“爱”的危机中。然而，人都有不认输的天性，即使弱者也是如此，将现实中的失败转换为想象中的胜利，是弱者的常规武器，而郁达夫是一位颓废的悲观主义者，为人为文又极诚实大胆，因此他的“阿Q精神”并不是表现在假想的胜利上，而是迂回曲折地表现在“弱国子民”的情绪中，而“祖国”的不争气，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借口。
事实上，郁达夫在日本的处境和情感生活并不像他的作品描写的那样阴暗惨淡，即使是在写《沉沦》这部惨不忍睹的作品时，作者也过着比较逍遥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沉沦》的各篇的时候，我已在东京的帝大经济学部里了。那时候生活程度很低，学校的功课很宽，每天于读小说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馆里找女孩子喝酒，谁也不愿意用功……”而据文学史家研究，郁达夫留日期间曾与多位东瀛女子发生过恋爱关系：“他在名古屋曾邂逅一位名叫后藤隆子的日本女子，‘相逢道左，一往情深’，两人有较密切的交往，后来又和一位叫雪儿的日本妇女相遇于东京，两人时断时续地同居一年；此外，他对名古屋大松旅馆的一侍女梅野，对京都旅舍一侍女玉儿，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