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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倩儿她们两位姑娘以及坐在左边，年纪比作者大一岁的那位同学始终找不到确知人。当地经过抗日战争八年的沦陷，凡高等小学堂旧址以西的人家、街道，尽化灰烬，烧杀之惨，令人发指。按《春愁篇》所提供的线索，倩儿和那位同学等的家正在邻近学堂以西的一带，则恐怕永远无法了解到了。但《自述诗》第十首，似乎就是说到了她俩后来的情况：
二女明妆不可求，红儿体态也风流。
杏花又逐东风嫁，添我情怀万斛愁。
注：十四岁夏遇某氏姐妹及某氏。
日本抄件本诗注语为：“是岁秋，又遇某氏姐妹及某氏。英、皇嫁后，樊素亦与春归矣！”此注语称“又遇”，而且比之于娥皇、女英与樊素，所指较国内稿已更为明朗，即指《春愁篇》所说：“当时我们同年辈的女性，装饰入时，态度豁达，为人家所称道的，有三个”。亦即倩儿等“住址接近，出来总在一道，平时在家，也老在一处”的两位和赵家少女。诗的第一句中的“不可求”似乎就是《春愁篇》中他曾说过的：“明知我自己决不是她们（即倩儿等两位）的对手”之谓。而查此诗草稿，第一句本作“二女明妆非我匹”就更其明显，则“二女”，无疑系指倩儿等二位。草稿此诗的第三、四句本为“杏花难待东风早，千叠情怀万叠愁。”整首诗以及注语是说他又遇见了倩儿等二位姑娘，她们已经出嫁了；同时也遇见了赵家少女，她，迟早也要出嫁了。怎么相识燕归来呢！虽然他与倩儿等两位姑娘的认识、交往，产生“不可求”之感，是在十四岁左右，《春愁篇》所记，亦同，但这最后一次的“又遇”，应该是作者十六岁秋后或者十七岁夏发生的事。此时心底的创伤已像投石于人生的河流，激水之余，剩下了圈圈微波，逐渐向四周扩散。接着《自述诗》有第十一首，对这一段初恋韵事，作了感情上的结束：
几度沧江逐逝波，风云奇气半消磨。
扬州梦醒无聊甚，剩向旗亭学醉歌。
注：冬题诗春江第一楼壁，有“惜花心事终何用，一寸柔情一寸灰”句。
日本传抄第四句中的“剩”作“拼”，注语为：“是岁冬题诗春江第一楼壁，诗不存集中，……（下同）”正是这两句“不存集中”，而在此注语中被单独保存下来的诗句说明，经过这番恼乱，在他的一颗无邪的童心里开始映入现实人生，尽管一切天真美好的憧憬，只落得“柔情似灰”，但却使他抚着痛疮疤自以为懂得了“终何用”。这对他的“内心变革”以至此后的思想、追求和个性留下长远的影响。据说，六年以后，一九一七年夏他归国省亲时，在故乡街头又看见过婚后怀孕，回娘家小住的赵家少女。到这时，他才极淡极淡地，只是远远地瞟了一下她的背影。十六年后，在他的《日记九种》里反复又出现过“终何用”的困扰。他一生究竟懂了没有，或者懂了多少，至今还是一些严峻的论家探索的课题。
初恋的回忆，确实像很多人说的，是瑰丽的，诗一样的。这一篇《水样的春愁》实在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用不着像读别的传记、小说那样，担心不按顺序连贯地来读会茫无头绪，如果光捡这一篇，也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娓娓动听的随笔小品来读。
六 远 程
人生的首此离家远行，恰如初恋一样，往往留下了永远新鲜得难以磨灭的印象。作者在自传的第五篇《远一程，再远一程》中忆述的离家首途情景是十分清晰，又是十分动人的。当地一些与作者同时代的老人，很喜欢读这一篇，特别是起首那几段。他们说，文章道出了他们都曾有过的感受，正是他们脑子里记忆犹新而说不上来的话。但他们对作者高小毕业和赴杭的年份、年龄却颇有争议。事出有因，这也是历来国内外研究家有所争议的问题。作者究竟是几岁，哪一年，首次离家赴杭的？这一篇中没有明说。据前一篇《水样的春愁》的末尾暗示：“正当我十四岁的那一年春天，（1909，宣统元年已酉），是旧历正月十三的晚上”，领取了县高等小学堂的毕业文凭，喝了毕业酒，当晚又去看了赵家少女，并告诉她明天就要上杭州考中学了。即是已酉年正月十四，亦即一九○九年二月四日赴杭。而据《自述诗》第十二首注语：“十五岁冬去小学……”。他毕业于富阳县高等小学是在十五岁的冬天。《自述诗》第十三首说：
儿时曾作杭州梦，初到杭州似梦中。
笑把金樽邀落日，绿杨城郭正春风。
注：十六岁春欲入杭州中学，赴杭州。
日本抄件中，注语还增加了”初到之日，即醉倒于江干酒肆，同人传为笑柄“的一语。则他上杭州考中学是在十六岁，亦即一九一一年的春天。
《自述诗》第十四首说：
欲把杭州作卞京，湖山清处遍题名。
谁知西子楼台窄，三宿匆匆出凤城。
注：闻杭府中学无宿舍，遂去之嘉兴。
日本抄件，注语中的“闻”作“因”。他到杭州后，随即转赴嘉兴。这与自传的这一篇《远程篇》所说情节相同，所不同的，是转赴嘉兴的原因：自传说是由于在杭州玩了几天，多花了钱，所带川资已不足缴付杭州中学的半年学膳费，因而转赴“学膳费比较便宜的嘉兴去进府中的”；《自述诗》说是由于杭州中学无宿舍。这两种原因，可能都是存在的。总之，他转赴嘉兴就读于嘉兴府中是在同一年的春天。嘉兴，比杭州，毕竟是离家更远了。自传的《远程篇》中叙述了他在嘉兴府中时的“怀乡之念”，“半年之中……一个人真不知流了多少思家的热泪”。暑假回到家乡。暑假过后，“嘉兴是不想再去了，所以秋期始业的时候，我仍旧转入了杭州中学的一年级”。这些情况与《自述诗》第十六首所述也完全一样：
离家少小谁曾惯，一发清山唤不应。
昨夜梦中逢母别，可怜枕上有红冰。
注：初到嘉兴，思乡颇苦。五月作病，六月还家。八月改入杭府中学。
这些都是同一年的上半年的事。
富阳县城经过八年抗战的浩劫，原富阳县高等小学堂以及民国后改建成的县立春江小学校均在战火中付之一炬，所有毕业生名册档案已无可查。但却查到了当年嘉兴府中的一张《修业文凭》。
晚清宣统年间，浙江原各府中学堂已改建为统一的按顺序排列的各个中学校。如杭州府中改为浙江第一中学堂，嘉兴府中改为浙江第二中学堂等等。但在民间，习惯上还是依旧称杭州府中、嘉兴府中。校长称监督。当时，浙江第一中学堂的监督是邵伯絅，第二中学堂的监督是方於笥。现已查到的就是浙江第二中学堂的第九十八号《修业文凭》。文凭载明：学生郁荫生（原名文），现年十六岁，系富阳县人。本学期总平均分数八十四分一厘。列入最优等。出具文凭日期是宣统三年闰六月，监督方於笥。
作者一生就读嘉兴府中就只一次，时间是一学期。查宣统三年的闰六月，即一九一一年的七月二十日至八月三十日，正是暑假期内。按通常惯例，学堂不会每个学期给每个在学学生都出具一张《修业文凭》。可能正是因为“学生郁荫生”下半年要转入杭府中学（第一学堂），经申请，校方才特别开具的。这张文凭既证明作者就读嘉兴府中是在一九一一年的上半年，则可以推知小学毕业后离家赴杭州也是这一年，即十六岁的春天。说明还是《自述诗》第十三收所述正确相符。
富阳县高等小学堂无秋季班，毕业都在冬季岁末。富阳当时无中学。富阳学子小学毕业后欲升学的，都在过了年节（现在称为春节）后上杭州去考中学。清朝都按传统的旧历（或称阴历、夏历、农历）纪年。旧历岁末都已是公历次年的一月或二月。如宣统二年（1910年）庚戌，腊月二十九日，作者十五岁的岁末年夜，已是公历一九一一年的一月二十九日。《自述诗》第十二首所注十五岁冬在高等小学堂毕业，照算已是一九一一年的一月间。这与上述已经证明的赴杭时间是连贯的。因而也是正确的。当时的高等小学堂是富阳的最高学府，这个学堂的毕业生，被社会看作同考中了秀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