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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或是我的‘上台’，在这前后之间，有所骄傲，有所安慰和有所解脱）”。不久，《解放日报》改版，撤销“文艺”专栏刊头，改第四版为各种综合性副刊。
当毛泽东得知舒群有不能胜任副刊主编的思想问题时，就找舒群做他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要找这么个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你编综合性副刊，文艺是你的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都是先点后面，从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面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
1942年3月1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与边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共同开始研究中共党史，按大革命、苏维埃、抗战三大时期进行，一面请现在延安的每个时期党的负责人报告当时情况，一面从各方面收集党史资料，并首先编印一本适合中级干部阅读的党史文件选集。为此，3月24日，毛泽东同任弼时致电周恩来、董必武，告知中央正在编印中共党史资料选录。请他们用一切方法找到下列各文件邮寄或送延安：（一）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二）彭述之著《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三）瞿秋白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四）五次大会决议。
3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学习组新的学习计划，决定通读《六大以来》一书的计划告一段落，从下周起开始研究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首先请毛泽东报告中共发展三个时期的轮廓。会议还决定，本年内首先注重党的路线的学习，再进行各种专门业务的精研。各种学习研究方法，都须采用“古今中外法”，即研究问题须收集当前的与历史的、中国的与外国的各种材料、论著，加以分析与综合。
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他说：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关于如何研究党史，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阶段”。“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
1942年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研究在延安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讨论整顿三风报告与检查工作，开展自我批评，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不应放任。思想斗争的火力，不是只对着老干部，而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互相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起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共产党里面增长，它不利大家，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上下夹攻。我们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机关学校里面要开展民主，但还须有领导使这个运动发展到正确的方向去。对于我们各部门的工作，这一次要来一个彻底的检查。
会议决定关于这个问题由中宣部发一通知。
4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四三”决定）。决定指出，进行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首先必须由党的各部门领导机关负责人把这种责任担负起来。各机关各学校对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研究，热烈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和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在阅读和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必须作历史的全面的考虑，避免有害的片面性。在检查工作时，要切实地检查，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要运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彻底改造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讨论和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扬民主并重，不可偏废。研究、讨论和检查的目标是为着认真地、切实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为此，在讨论中，应时常把握毛泽东同志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决定对于学习的文件、学习的时间以及考试的办法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毛泽东在会上还提议，延安进行讨论整顿三风与检查工作的各系统，由以下一些人分工领导：中央直属系统由康生、李富春负责；军委直属系统由王稼祥、陈云负责；中央党校由毛泽东负责；各学校（除军事学校）由凯丰负责；陕甘宁边区由任弼时、高岗负责。会议通过了这项提议。
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会前约见了许多作家了解情况，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萧军很早就受毛泽东的委托，将收集到的文艺界的情况材料陆续送给毛泽东。4月4日，毛泽东致信萧军：“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4月7日，毛泽东写信约萧军于当天下午或晚上来谈，萧军应约前往。他们接连两天谈了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4月13日，毛泽东又给萧军写了一封信：“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日期还没有定下来，萧军不打算参加文艺座谈会，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说要动身旅行去。4月27日，毛泽东复信萧军，恳切地挽留他：“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
4月9日，毛泽东给作家、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一信：“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毛泽东与欧阳山、草明谈话后，4月13日又致欧阳山、草明一信：“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在收到欧阳山、草明的回信后，4月17日，毛泽东再致他们一信：“四月十五日来信阅悉，我现在尚不能够对你们提出的问题作答复，待研究一下罢。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不知文艺室同志有暇为此否？”
在会前，毛泽东也曾写信给诗人艾青：“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艾青应约前往，谈话中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象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说：我讲话有人听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两天后，毛泽东给艾青写信：“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随后，艾青将自己对文艺工作的意见写成文章寄给毛泽东。不日毛泽东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