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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候将其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革命任务。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和区别，才能正确领导中国革命。
1940年下半年，毛泽东根据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和当时的形势，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作了重要修改，这些修改又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一些观点作了重要的发展。
当时干部教育教材来源：一是翻译苏联的书；二是自己编写，最早编了一本教材题为《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后来由毛泽东主持，几个同志合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本书一共计划写三章，第一章《中国社会》，是由其他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第三章《党的建设》，由李维汉等一些同志分头起草。
李维汉起草第三章中的两节，他把这两节的草稿送毛主席审读。第一节里说到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李维汉说好比鱼和水的关系。毛泽东看到此处，作了一句顶批：“水可以没有鱼，鱼不能没有水”，进一步阐明党绝对不能脱离群众的深刻道理。李维汉知道后，很受教育和启发，以后他在讲课时多次讲到毛泽东的这条批语。第三章的第二节是写民主集中制。后来，因情况变化写作中止了，第三章未完全写完，所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只有两章。
1939年12月，诗人刘御给毛泽东写信，说“您在六届六次会上所倡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虽然是针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与宣传而提出的，但我觉得，在文艺创作上也完全适用。我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而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尝试的，不知道我这样的看法和做法是否得当。”为了便于毛泽东了解情况，刘御还把他当时写的诗寄给毛泽东看。
12月，毛泽东很快写来回信，说：信和习作均收到，迟复为歉。你的努力，很好很对。优秀的民族，大抵是千百年来群众的集体创作。多中要有些好的。诗歌以押韵为宜，无韵的诗歌，难于行运。抗战是大同，形式上风格上的差别是小异，凡小异而大同者均应兼容并包。
1939年12月3日，阎锡山部在永和附近袭击决死队第二纵队，破坏永和、石楼等地抗日民主政权及“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杀害洪洞县、蒲县县长及位于隰县的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制造了晋西事变。
12月6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就晋西事变和我们的方针，急电朱德、左权、彭德怀、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等，指出：“晋西南阎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我们的方针是：“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晋西北晋西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
12月9日，为防止和对付晋西北武装冲突，毛泽东在给贺龙、关向应、李井泉的电报中提出要加强晋西北的政治领导，调李井泉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统一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
同一天，毛泽东同王稼祥再致电八路军总部、第120师、第129师、晋西独立支队等，补充说明对晋西事变的估计和我们的方针。电报指出：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和我们的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但目前阎本人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的时期，未至实行投降的时期。电报强调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我们的方针是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应利用阎尚未下最后投降决心时机和旧派之间的矛盾。要估计新军可能打些败仗，发生叛变，并要准备打些败仗与一部分叛变。新军中、政权中、牺盟中的统一与决心第一要紧，一切真正不稳分子，必须开除出去。
在晋西事变发生的同时，阎部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采取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等手段，阴谋策动决死队第四纵队中部分反动军官发动叛乱。为此，决死队第四纵队在组织上采取果断措施，于12月13日，逮捕了阴谋暴乱的军官，从而粉碎了赵承绶破坏新军的阴谋。12月12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等，指出：“你们对巩固四纵队的方针是根本妥当的，望坚决执行之”。“如果你们能够不失时机而方法又很恰当又很适宜地去巩固四纵队，则晋西北阵地就基本上巩固了，最好是能避免武装冲突，又能巩固四纵队”。电报还指示要经常与决死队第四纵队政委雷任民、新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续范亭联系。他们办法较多，要同他们多商量、讨论。要使雷任民能够直接指挥四纵队，号召四纵队的党员及新派团结在雷任民的周围，没有领导中心是不能胜利的。
1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次的冲突，是新旧两派斗争的生死决斗问题，须严重注意，但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国民党自六中全会以后以军事反共为主了，与过去以政治溶共为主不同。我们对付的方针是反磨擦，但方法要灵活。现在新军虽然打了两次胜仗，但局面还很严重，要准备长期斗争。我们要提倡坚决顽强性。我们对陕甘宁边区须采取坚决争取的方针，一尺一寸也不放松。有磨擦也可以教育我们，实际上使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1938年3月底，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的窑洞里会见了加拿大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大夫。4月，白求恩东渡黄河，前往晋察冀边区。他带着战地医疗队转战多个战场，冒着枪林弹雨，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抢救了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医疗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白求恩在前线，曾多次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他的工作情况，对医疗工作提出不少建议。毛泽东也非常关心白求恩的工作和生活。毛泽东在给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司令员的电报中指示：“请每月付白求恩一百元。白求恩报告称松岩口医院建设需款。请令该院照其计划执行。同意任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顾问。对其意见、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请视伤员需要斟酌办理。”白求恩很感谢毛泽东对他的关心，他在复电中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等一切均已供给。该款若系由加拿大或美国汇给我私人的，请留作烟草费，专供伤员购买烟叶及纸烟之用。……”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医治伤员时被感染，在河北定县不幸逝世。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怀着崇敬的心情，想念着毛泽东。他握着周围同志的手说：“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我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
毛泽东得知白求恩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12月1日为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的大会，亲笔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12月21日，毛泽东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于1940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撰写《学习白求恩》一文（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纪念白求恩》），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向他学习。毛泽东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