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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第一次访问延安是在1936年7月至10月。1939年9月，斯诺又来到陕北，在陕北第二次见到了毛泽东。9月24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到家里做客，进行长谈，回答斯诺提出的问题。谈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说：从西安事变起，特别是从1937年行政院正式批准给予陕甘宁边区政府合法地位的法案时起，蒋介石先生就承认了边区政府。至于到现在还没有发表，还没有委任边区的官吏，这只是证明行政院办事未免太迟缓，中国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实在太严重，要改变一下才好。谈到国民政府的阶级基础，毛泽东说：现在的国民政府，主要的还是地主与资本家的代表。作为抗战的政府，它的基础主要地应该放在也将不得不放在中等阶级与广大的农民之上。谈到中国革命，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不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谈到共产党对工农的领导，毛泽东说：可以分为政治上的领导和组织上的领导两方面。像在陕甘宁边区和在华北八路军游击区，这些地方的工人农民，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领导着，而且在组织上也领导了。其他区域，凡是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他们就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上的领导。如果组织起来了，那么，也已有了组织上的领导。谈到抗日与民主，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自抗战开始以来，国民政府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至今还没有什么变化。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有一些人，赞成抗日，而反对民主，这种人，实际上是不愿意抗日胜利的，是要引导抗日到失败的人。毛泽东还和斯诺谈了欧战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及政治格局。
9月29日，毛泽东设宴欢迎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斯诺和苏联朋友等。宴会后，毛泽东又陪同他们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他在欢迎会上说：今天开这样盛大的晚会，热烈欢迎中国的、外国的许多朋友和来宾。国内的团结，再加上国际的团结，日本帝国主义一定会打倒的。毛泽东在介绍斯诺时说，1936年斯诺先生第一个到陕北苏区来。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个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9年10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创刊。这个刊物共出了19期，于1941年8月停刊。毛泽东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建国后，以《〈共产党人〉发刊词》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毛泽东在发刊词中首先指出，中共中央创办《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而起推动作用。毛泽东总结了18年来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党的建设的过程，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进行的。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并阐明了三大法宝之间的关系，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及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指出：党有很大的发展，党与群众有好的联系，但党内也有脱离群众的现象。许多共产党员不知道脱离群众是一种罪恶。毛泽东指示这个决定必须阐明：一、党要进一步地依靠群众。当前克服投降危险更需要发动群众。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工作，要与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合，要有步骤并要有长期深远的计划。要以群众工作的好坏作为判断党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条件。三、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的群众工作，要实行减租减息、减税，废除高利贷；群众团体要坚持照顾最大多数及发扬民主的原则；军队的政委和政治机关要帮助地方群众工作。四、群众工作是克服投降危险的决定性条件。
本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个决定。决定包括了毛泽东指示的四点，强调共产党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投降与反共危险；才能在投降与反共危险没有克服以致发生突然事变时，使党与抗战避免意外的损失。
为刘岘木刻作品题词
刘岘原名王之兑，1915年生于河南省兰封（今兰考）县。1933年夏考入上海美专学习，同年10月发起成立无名木刻社，并开始了和鲁迅的交往。他常将自己的作品寄给鲁迅请他指教，鲁迅曾给他写过17封信，对其木刻作品予以认真的评述。1938年，刘岘投身新四军彭雪枫部。1939年调往延安鲁艺任木刻教授。这一时期，刘岘除教学外，创作热情极为高涨，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创作了数十幅新作。他把这些作品手拓，贴在马兰草纸上，装订数册，分别呈送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阅赏。
11月末，毛泽东阅后挥笔为刘岘木刻题词：“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这幅题词由鲁艺副院长赵毅敏转交刘岘。
1939年12月，毛泽东主持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章定稿。这两章于1940年春先后在《共产党人》第四期和第五期上发表。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这本书原是由毛泽东主持和其他同志参加合作写的一个课本，原计划共写三章。第一章《中国社会》，是由其他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
第一章着重分析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和主要矛盾。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第二章，毛泽东首先回顾了近百年来的革命运动，接着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中国革命在现阶段的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一方面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另一方面又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的革命。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而在当时环境的有利条件下，使其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更具有极大的可能性。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适当时候将其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革命任务。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