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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王先生对许多问题论证的透彻，是与他的古史研究具有延续性和联系性密不可分的。如王先生长于上古民族史与历史地理研究，得益于他对獾狁的深入研究。由猿狁牵扯出的有周一代洛之阳、太原地望的等问题，使他对先秦时期山西地理及古族活动十分熟悉，后来探讨先周族来源于山西等问题，显得驾轻就熟。又如王先生对楚族故地及其迁徙路线作过专文探讨，故在讨论周公奔楚问题时，想到此时楚尚在山东江苏之间，得出奔楚与东征实系一事的结论。王先生在论证商周社会形态问题时，思路亦有延续及一贯性。如他认为商代继统法以弟及为主，反映了母系社会制度在父系社会的残存。有了这个看法，在构拟先周世系时，就自然联想到周人先公也有兄弟相承的情况。可以说，王先生以深厚的学养集中研究数个专门问题，为后学树立了模范。
由于王先生具有科学的治学方法，故特别重视历史研究的真实性。他是主张以古鉴今的，但更强调求真。他说：“搞历史科学，起码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求其真实。只有历史的真实，才可以起到借鉴作用。史实不真实，历史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了。，’（见自跋）王先生有这个想法，故在许多问题上都具有独到的看法，并能随着新材料的发现而修正从前的看法，既不盲从大家，也不固守己说。
上文提到，王先生中学时代爱好文史，已有了据史料立论，不盲从大家的精神。在此后的治学生涯中，从大学时代不同意傅斯年先生论慎到为《齐物论》作者；到研究生时代否定王国维先生论鬼方、昆夷、掇狁为一族，活动于宗周之西或宗周东北并包其西；又到后来与顾颉刚先生商榷，肯定周初三监为管、蔡、霍，排除武庚在外；再到将于省吾先生所释“春”字改释为“朝”字等事中，王先生一直坚持着这种态度。虽然傅、王、顾、于诸位先生都是王先生平素尊敬、仰慕的大学者，但他还是以历史的真实为鹊的，不因袭前人之窠臼，勇于提出己见。这种精神对于后学是很有榜样作用的。
正如许多有成就的学者一样，王先生对于自己从前的看法，也勇于修正。如他在《鬼方考》一文中曾论鬼方文化高于獬狁，举鬼方有车战而獬狁无车战为例。见到11980年陕西长安县发现西周铜器多友鼎铭文中有獭狁车战的记载后，他旋即修正前说，承认以上一例误。《鬼方考》中曾引《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为以武丁时国势之强，攻克鬼方尚须三年，可见鬼方之强。后来王先生认识到殷商时代不会有持续三年的大规模战争，遂在《鬼方考补证》一文中指出原来的看法是很错误的，“三年克之”中的三年当是商王纪年。《鬼方考》是荣获学术发明奖金的科研成果，王先生数十年中不忘加以修订补证，也是对自己学术结晶爱惜的表现。
综上所述，《古史集林》集王先生治学六十余年的学术精华成一帙，不但便于治上古史的学者披览、参考，而且也为后学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治学方法、治学态度。王先生在自跋中说此书的出版可以让学术界再次批评、验证他的学术成果，可见他欢迎读者就书中所论问题再行商讨的诚意。商周新史料近年来不断出土，笔者作为一名后学和读者，很愿意和王先生一道钻研这些材料，进一步探讨商周史中的若干问题。祝愿维商老身体健康，在学术园地中再育新葩！
附记：古史论文号称难排，编辑排印过程中难免有一二失误。笔者阅读《古史集林》一书，偶见几处，谨录于下，希有裨于编辑修订。第2页“《历史科学是从争鸣中发展起来的》”中“争鸣”当作“争鸣”。第15页“七月25日”、“八月三日”、“1月14日”似应统一。第44页“兄终兄及”当作“兄终弟及”。第175页“峨”错排。第226页“大典苴礼”中“典”为衍文。第310页“尜”字不从水，应照第311页上更正。第345页“矢”字错排。第392、393页“孟克语系”、“蒙克语系”似应统一。
清刻之美子
■ 田建平
钱钟书先生说过一句话：文物是越古越好。过去藏书家、版本家、目录学家对于清刻本不屑一顾的态度，正好印证了这句话。因为明清以降的藏书家，只佞宋元，无视当朝，其一般的原因，还在于明清刻本就摆在眼前，触手如新，而且极力以摹仿宋元为尚，易得易求。在他们眼里，宋元本乃是经典之作，是天下范本，是真正的善本；至于明清现刻，充其量只不过是宋元本的“仿本”。既是“仿本”，则非正品，甚至有赝本之嫌。
鄙夷清刻本的代表人物莫过于大藏书家缪荃孙（1844~1919年）。他给善本书下的定义为：一、明末以前刻印的为善本，清朝及民国年间刻本，都不算善本；二、凡是钞本，不论新旧，都是善本；三、批校本或有题跋者，都是善本；四、日本及高丽刻印的中国古籍，不论新旧，都算善本。相对于过去而言，这一观点是正确的，而且十分精辟。这也正是它影响大而深远，成为代表观点的原因。不过，相对于清及其后而言，这一观点又显出了它的严重的“局限”——是古非今，只见古本，不见来者。换言之，没有现实的眼光，没有发展的眼光。他的这一观点无疑就给后人留下了把柄，留下了“伤疤”。缪荃孙关于善本书的这一定义，产生了“佞宋”而“非清”的极大的负面影响。以至于形成了只有宋元刻本及明刻本才够得上善本的资格，而清刻本则一概不入眼的主流看法。这种对清刻本不分青红皂白，不加具体赏晶品评，一概封杀的观点，可谓“缪种流传”。
对宋元本的痴迷与欣赏，由此发展到了近乎“偶像崇拜”的疯狂地步。例如，周越然先生在其《版本》一文中，认为精善本书不外下列诸种：一、宋金元刊本；二、元明覆宋本；三、明初刻本或活字本；四、清初精校初印本；五、名家手稿本或精钞本；六、名家手校或手跋本；七、海内或海外孤本；八、高丽活字或日本古本。显而易见，周先生的这一定义基本上还是缪荃孙定义的翻版，至于对宋元本的崇拜，则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是之故，周先生还有一段妙文：“对于这种读书不考察版本的人，我可设一比喻，以见他们的错误。宋元本和各精刊本，可比闺女，翻刻本或影印本，好比寡妇。至于随便石印或排印的本子，简直是下贱的‘野鸡’。青年人娶妻，总希望一个好人家的女儿，不愿与寡妇结识，或与‘野鸡’谈恋爱的。所以真能读书者，必求精善的本子。”如此比喻，实在不堪。
不过，缪荃孙先生所指的善本书，周越然先生所指的善本书，即使在今日，也都是公认的善本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缪荃孙关于善本书的代表思想对于保存中国宋元古籍及其他善本古籍，对于培育国人珍视祖国书籍文化遗产的“国粹”意识，对于中国的藏书理论建设，对于构建中国古籍价值判断与认知的逻辑体系，乃至对于树立中国宋元古籍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均作出了历史性的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问题就在于，缪氏关于善本书的定义，好似一柄双刃剑。此剑的另一面：一剑下去，将明末及其后的“清朝及民国年间刻本”拦腰斩断，认为“都不算善本”。诚如黄裳先生所言：“这一刀切下去会发生怎样的流弊，而在事实上正是否定了清代以后直至遥远的未来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否定了今后产生文献上艺术上珍品的可能。这是一种对现状与未来的可怕歪曲，是极不科学的。”
概其时整个学界风气如此，缪氏集其大成，总为一言，以是推波而助澜也。对宋元版本的崇拜，更直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