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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力。19 岁时的海伦已经陪着她的身为外交官的父母到过中国、日本和美国，
当然更不用说俄国了。”这件事引起了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的强烈不满。当
时苏联的阿尔卡狄·谢甫钦科是联合国的副秘书长，是谢尔盖·费多连科的上级。
据谢甫钦科回忆，葛罗米科早就对老费多连科不满，认为他打一个蝴蝶领结对一个
大使来说真是不伦不类。所以每当葛罗米科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老费多连科
就得换上领带。这次海伦的照片出现在美国的一个流行的时装杂志上更是火上浇油
：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苏联高级外交官的女儿会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搔首弄姿。
因此，葛罗米科感到极为气愤。
谢甫钦科忍俊不禁，笑着说：“不过这总比照片出现在《花花公子》上要好得
多。”
虽然小费多连科被美国收买成为美国的情报来源，可是在美苏之间的间谍战中，
他在克格勃的那一面也压上了一宝：他也同时向克格勃提供情报，其中不少是艾姆
斯给他的一些无关紧要的非机密文件，用以骗取克格勃的信任。费多连科是通过隐
藏在联合国里的克格勃官员伏拉狄克·英格尔向克格勃递交情报的。
可是，间谍世界是很复杂的。费多连科没想到，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和海军调查
局正通过一个身为海军军官的双重间谍来诱捕英格尔。1978 年5 月，英格尔和克
格勃的另一名官员在新泽西州的一个丛林中寻找那个海军军官投放的一个包裹时，
被联邦调查局逮捕。
在他们被捕以后，卡特内阁的成员们就如何处理这一案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司法部长格瑞芬·贝尔主张对这两个间谍进行起诉；而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勒和国务
卿万斯则表示反对。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影响美苏之间正在进行的关于裁减军备的谈
判，而且这也只会遭到苏联的报复。争论的结果是贝尔占了上风。但是，不出所料，
这年6 月，苏联政府宣布1 年以前他们逮捕了中央情报局的间谍玛莎·彼得森。她
是在莫斯科河和列宁山之间的一个秘密投放点放置间谍材料的现场被捕的。
两个苏联间谍经审判后被判处50 年监禁，可是过了没多久，在美苏双方交换
人员时，他们被释放回国。
1977 年，费多连科离开纽约回国。艾姆斯出席了在纽约北部一个秘密地点为
他举行的告别晚会，并送给他一个黑色的钱包。
艾姆斯在纽约期间还试图收买真理报驻纽约的首席记者托玛斯·克勒斯尼钦科。
他后来告诉一个朋友说，托玛斯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艾姆斯在收买费多连科和克勒斯尼钦科这两件事上都颇有收获；可是和他这次
纽约之行的主要成果比较起来，这些都只能算是小打小闹。
在艾姆斯尚未到达纽约的头一年，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官员阿尔卡狄·
谢甫钦科已经与中央情报局取得了联系，表示愿意投奔西方。这一消息令中央情报
局欣喜若狂：如果这事果然发生，他将是历来叛逃到西方的级别最高的苏联官员。
艾姆斯被分配去协助处理这条迄今为止游进中央情报局网里的头号大鱼。谢甫
钦科是一个矮小，粗壮的汉子，热情奔放，颇有智慧。他于1933年生于乌克兰东部
的郭尔罗夫卡镇，那里有一个煤矿。他的父亲是一个医生，家里环境比较富裕。他
读过普希金的诗歌，学会了下棋和弹钢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幼的阿尔卡狄
和他的母亲被送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区躲避战火；而他年长的哥哥根纳狄则应征
入伍，成了一名空军飞行员，后来在华沙上空被击落，英勇牺牲。所以阿尔卡狄对
他的哥哥佩服得五体投地。战后，阿尔卡狄进入了苏联第一流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
院。他在苏联外交部青云直上，于1963 年被派往纽约，成为苏联驻联合国使团的
成员之一。
在谢甫钦科的同事当中，有一个名叫库拉克的克格勃官员。在第七章中曾经提
到，此人已经被中央情报局收买，成为美国间谍。谢甫钦利和库拉克是好朋友。谢
甫钦科后来回忆说：“他经常给我讲些我不想听的关于苏联领导阶层的事情。说这
些事情就是对于克格勃的人来说也算是胆大妄为。当然，我早就知道他是克格勃的
人。”尽管两人的关系不错，谢甫钦科还是经常提醒自己要离他远一点。
1973 年春天，谢甫钦科再次来到纽约，还带来了妻子莉娜和女儿安娜。
这时他已经是联合国的副秘书长，负责政治和安理会的事务，是苏联在联合国
里职位最高的官员。
尽管谢甫钦科在苏联政府里身居高位，享有种种特权，例如大使级的待遇、在
莫斯科郊区的别墅、丰厚的报酬等等，他对苏联的前途却越来越没有信心。他觉得
自己变成了一个只会执行命令的机器人。
1975 年初，谢甫钦科终于下了决心。他对一个他认为可以信任的美国外交官
表示他希望投奔西方。没过多久，那人在联合国的图书馆里偷偷地给他递了个条子。
条子上说让他第二天到靠近联合国的一家书店去，中央情报局的人将在那里等他。
他们见面后，又商量好了在中央情报局安排好的位于东60 街的一个接头地点
再次会面。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按照情报局的规定，要求
谢甫钦科在他现在的岗位上再坚持一段时间，并为美国提供情报。
中央情报局认为，一个间谍留在原有的位置上继续向美国提供情报，远比叛逃
到美国更有价值。
谢甫钦科考虑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和中央情报局的人见面，并接受了他们的要
求。在这之后，谢甫钦科留在联合国为美国做了3 年间谍。他记得他们一共有4 个
接头地点：位于东60 街的一栋褐色的石头房子，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旅馆
里租的一个房间，在谢甫钦科的牙医看病的那栋楼里的一个房间，以及谢甫钦科所
住的房间底下两层的那套房间。
1977 年初，负责与谢甫钦科接头的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他要离
开纽约，并介绍他和另一名情报局的官员联系。那人身材高大、肩膀宽阔，有两撇
刷得整整齐齐的八字胡，并说他的名字叫菲尔。这个菲尔不是别人，他就是艾姆斯。
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的地点就在谢甫钦科的楼下。谢甫钦科比较喜欢他的第一个联络
人，认为那人比较细致；可是他认为艾姆斯处理事情也相当老练。
就这样，艾姆斯接管了他的间谍生涯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案件。谢甫钦科回忆说
：“他喝酒喝得很多，我自己也喝得很多，他是个好伙伴。当时只有用这种方法才
能使我忘记精神上的压力。我喝的是伏特加，我想他喝的也是伏特加，可能还有苏
格兰威士忌。我记得，在我们会面的所有地方，都有很多酒。总之，我觉得他这个
人相当不错。”
1977 年夏天，谢甫钦科夫妇利用一个短暂的探亲假回莫斯科去了一次。
这次回国让谢甫钦科感到胆颤心惊。当他坐火车去克里米亚看他母亲时，他发
现同一个卧车车厢里有一个克格勃的人在监视他。稍后，在高加索山北麓的避暑胜
地吉斯罗夫茨克，他发现这种监视变得更为明显。
在一段时间内，艾姆斯独立地处理了有关谢甫钦科的事情。但是，当谢甫钦科
夫妇回到纽约后，纽约基地新调来的副站长詹姆斯·哈斯直接接管了这一案件，艾
姆斯从旁协助。哈斯当时是46 岁，长得五短三粗，头发花白，并留着两撇小胡子。
他刚刚从加纳回来，在这之前，他去过老挝和乌干达。
谢甫钦科的恐惧与日俱增，他一再要求中央情报局让他公开投奔美国。
1978 年3 月，他收到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召他回国。他有一种不详的预感，
于是对中央情报局坚持说是时候了，他不能再等了。谢甫钦科和他的妻子关系不好，
因此他不曾告诉她自己已经成为美国间谍并准备叛逃。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谢甫钦
科提着一个沉重的箱子，从他住的公寓的灯光幽暗的消防梯上走下楼去，冒着大雨
跑到东64 大街。街角处停着一辆白色的汽车，车上的信号灯没有闪烁，说明一切
正常。他钻进车里，那车载着他飞快地开到中央情报局在波郭诺斯大街上的一个据
点。4 月11 日，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条爆炸性的新闻，联合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