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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局纽约基地都不太远的地方。
艾姆斯在中央情报局不过是一个中级雇员，当然负担不起这样的生活方式，所
以中央情报局必须给予他补助。因为纽约的房租极贵，中央情报局给他包了下来，
然后从他的工资中扣除5 ％左右。比如说，如果他的房租是2000美元1 个月，他只
需要付250 美元左右。另外，他还有充足的“活动经费”，用来支付在拉拢苏联官
员时用于娱乐、进餐和看戏等方面的开销。可想而知，艾姆斯活得非常开心。
在纽约，南茜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政治经验，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她的职业
也开始踏上了坦途。
瑞克很容易地适应了曼哈顿的生活环境。他的衣着入时，态度从容，彬彬有礼。
他周围的情报局的同事都认为他出身名门，是东海岸的那一所长春藤名校的毕业生。
他身材高大、口齿伶俐、谈吐不凡，更加深了这种印象；而他自己也乐于制造这种
印象。
1976 年，当瑞克到达纽约时，乔治·布什是福特总统手下的中央情报局的局
长，到了年底，卡特当选总统。
但是，在纽约，艾姆斯更为关心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当他初到纽约报到时，纽
约分站的站长肯奈士·米兰在当了两年站长以后即将离任，他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
老牌工作人员，曾在日本和拉丁美洲工作多年。接替他的是从华盛顿派来的彼德·
科罗米拉斯。科罗米拉斯的生涯大部分是在希腊度过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
是中央情报局在希腊活动的骨干。
1967 年4 月，当希腊的一帮校级军官在乔治·帕琶多泊罗斯的领导下推翻经
选举产生的政府，建立起独裁政权时，科罗米拉斯是中央情报局驻雅典分站的站长。
1973 年他被调回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外事情报处工作，直到1976年派驻纽约。
科罗米拉斯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个问谍，他长得又矮又胖，圆滚滚的，头上只剩
下一圈花白的头发。他对自己的貌不惊人颇感自豪，认为这样对从事间谍工作更为
有利。他的业余爱好是木工。
科罗米拉斯和他的属下在纽约有多个据点，其中心在泛美大楼，表面上是属于
商业部的一个负责国际贸易的机构。他们的办公室有里外两道门，外面的门上没有
标志，里面坐着一个秘书，负责支开那些对他的伪装身份信以为真而上门洽谈业务
的人；而里面的那道门上则装有密码锁。艾姆斯虽然是在科罗米拉斯的领导下工作，
可是他的办公地点却不在泛美大楼，他搬来搬去，最后才在列克星顿大道上的一个
假冒的商家安顿下来。
中央情报局在纽约的外事情报处可不是一个小机构。包括秘书和其他辅助人员，
它总共有57 个工作人员。他们从来不缺乏经费。除了泛美大楼的中心办公室和列
克星顿的对苏部以外，他们还有十几个活动地点遍布纽约东区乃至全市。联邦调查
局的条件则远不能与之相比，因而常常心怀嫉妒。
艾姆斯的掩护身份是一个商人，或者是一个商业顾问，在大部分时间里，他需
要依靠纽约分站的协助才能和那些他希望收买的俄国人拉上关系。纽约分站的特工
首先要在目标的周围发展一些外围人员，这些人可能是联合国的官员，其它国家驻
联合国使团的工作人员，等等。大部分时间这些人是不拿报酬的。这些外围人员可
以举办一个鸡尾酒会什么的，邀请那些目标，比如说苏联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参加
酒会，然后在酒会上将目标介绍给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把目标交到情报
局的手上。
艾姆斯在纽约参与了针对苏联外交人员的两次大的行动。总地说来，他干得相
当不错。可是，在这些行动尚未展开之前，他犯了一个错误。要不是运气好，这个
错误会彻底毁掉他的前程。
还是在华盛顿总部的时候，艾姆斯曾经负责联系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名苏联情报
来源，这个间谍是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联合管理的。艾姆斯定期乘火车到纽
约去和联邦调查局的人碰头，然后坐地铁到布鲁克斯去见那个苏联人。
有一次在去与那个苏联人接头时，艾姆斯带了一个有秘密夹层的手提箱，里面
藏有秘密文件，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为那个间谍准备的任务清单。
在地铁的火车上，艾姆斯想起了他带的录音机需要换电池了，而正在这个时候，
火车到站了。艾姆斯慌忙跳出车门，找到一家商店买了电池。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
他把提箱忘在车上了。
这个车站离终点站不远。艾姆斯慌慌张张地跑回车站，越过铁道，到了另一面
的站台上。他检查了从城里开回来的每一趟火车，结果是白费工夫。
艾姆斯于是乘车到最后一站，气急败坏地翻遍了放在那里的垃圾桶。他想，捡
到提箱的人说不定想在里面找到钱，结果却没有发现钱，便将箱子扔掉了。
白忙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找到，他只好跑到他们的一个活动点，给纽约基地
的负责人打电话。
“我必须马上见你，”他说，“我们碰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泛美大楼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们感到惊恐万分。艾姆斯遗失提箱的地
方离苏联驻联合国使团的住宅区不远，这个箱子有可能被某个乘车的苏联人拾去。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光凭那份任务单，苏联人就可以查出谁是叛徒。但是事情还可
能更糟：那个箱子里还有那个苏联情报来源早些时候给艾姆斯的几张照片，照片上
有他本人和他的几个朋友。要是这些照片落到克格勃手中，那个苏联情报来源必死
无疑。这还不算，艾姆斯曾将所有的材料都从秘密夹层里取出来过，但是当他放回
去时，却只是往箱子里一扔，并没有放到夹层里去。
与此同时，艾姆斯与基地负责人经过商量，决定还是要去和那个苏联情报来源
见面。他们见了面；但是在见面对艾姆斯并没有告诉他丢失了手提箱的坏消息。他
只是告诉他，中央情报局又给他制定了一套新的应急计划，并对他说，这并不意味
着眼前就有什么危险，不过是未雨绸缪，以防万一。他又给了那个苏联人几个新的
电话号码，然后回到基地负责人位于曼哈顿的公寓；他的老板和两名联邦调查局的
人员早已在那里等候。他们正在斟酌如何在纽约时报第一页的下方登一则寻物启事，
以找回那个箱子。当他们正在瞑思苦想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联邦调查局打来的。
打电话的人告诉他们，箱子找到了：住在皇后区的一位教师拾到了那个箱子并把它
交给了警察。听到这个消息，几个人如释重负。据艾姆斯后来讲，他当时都快急疯
了，要是真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只好卷铺盖走人。
事情过去以后，艾姆斯受到书面警告，中央情报局并责成他写一份建议，提出
若干措施，以预防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在去和他们的情报来源会面时把提箱忘在
地铁的火车上。中央情报局对其雇员的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真叫那些私营企业的
雇员们羡慕得要死。
艾姆斯到了纽约之后，被分配去联络的第一个苏联情报来源是谢尔盖·费多连
科，一个圆滑、英俊的学者，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他归艾姆斯和联邦调查局共同
管理。费多连科当时32 岁，是苏联前驻联合国和日本的大使尼古拉·费多连科的
女婿。老费多连科会说中文，1949 年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毛泽东时，他曾做过翻
译。谢尔盖跟着他的著名的老丈人姓，这类事在苏联也是屡见不鲜的。人们普遍认
为谢尔盖这样做是想沾他岳父的光，可是他说没那么回事。他说跟老头子姓非但对
他没有帮助，反而还有妨碍：因为老费多连科在外交部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
他说是老头子坚持要他改姓，因为他自己没有儿子。谢尔盖的妻子海伦是一位有名
的美女，1964 年8 月号的美国《时尚》杂志曾用一整页的篇幅刊登过她的一张美
艳惊人的照片，并配有一篇短文。那张照片是由世界著名的摄影家艾尔文·佩恩拍
摄的。照片中的那位黑眼睛的美女看起来很像著名影星赫本。那短文写道：“生性
活泼的海伦·费多连科显示了一种深邃的俄国浪漫风情，她兼有智慧、庄重和青春
的活力。19 岁时的海伦已经陪着她的身为外交官的父母到过中国、日本和美国，
当然更不用说俄国了。”这件事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