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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想的：通过民主政体，结合适当监督，可以控制立法者，使得他们只有凭自己对一
般公众有用处才能促进他们的私人利益。在当时，要给种种民主制度的作用下一个判断，
材料是不多的，所以他的乐观主义也许还情有可原，但是在我们这个令人多幻灭感的时
代，这种乐观主义就似乎有点天真了。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A ism）中提出了一个议
论，真谬误得难以理解他怎么会认为它是正确的。他讲：快乐是人想要的唯一东西；因
此快乐是唯一要得的东西。他主张，看得见的东西只有人看见的东西，听得见的东西只
有人听见的东西，同样，要得的东西只有人想要的东西。他没注意到，一件东西人·能
·够看见它就是“看得见的”，但是人·应·该想要它才叫“要得的”。因而“要得的”
是一个以某种伦理学说为前提的词；我们从人想要的事物推不出要得的事物来。
而且，假如每个人实际上必然追求自己的快乐，那么讲他·应·该做旁的事是不得
要领的。康德极力主张“你应该”暗含着“你能够”的意思；反之，如果你不能怎样，
说你应该怎样也是白费。·假·如每个人必定总是追求自己的快乐，伦理学便化成聪明
的远虑：你正好可以促进别人的利益，希望他们反过来也会促进你的利益。同样，在政
治中一切合作都成了彼此帮衬。由功利主义者的前提按正当的推理是推不出其他结论的。
这里涉及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第一，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幸福吗？第二，全体幸
福是人的行动的正当目标吗？
说每个人都希求自己幸福，这话可以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明白的至理，另一个
意义是不对的。不论我可巧希求什么，我达到我的愿望时就会获得几分快乐；按这个意
义讲，无论我希求的是什么，那总是·一·种快乐，于是可以稍欠严格地说我所希求的
就是快乐。该学说在这个意义上是一条明白的至理。
但是，假若所指的是，如果我希求什么，我之所以希求它是因为它会给我快乐，这
通常是不对的。我饿的时候希求食物，只要我的饥饿还继续存在，食物会给我快乐。然
而，饥饿这种欲望是先有的；快乐是这种欲望的后果。我不否认有些场合下人有直接求
快乐的欲望。假如你已决定在戏院里度一个空暇的晚上，你要选择你认为会使你得到最
大快乐的戏院。但是，这样由直接求快乐的欲望所决定的行为是例外的、不重要的。每
人的主要活动都是由先于算计快乐和痛苦的欲望决定的。
不论什么事都可能是欲望的对象；受虐淫患者可能希求自己痛苦。当然，受虐淫患
者从他所希求的痛苦里取得快乐，但是这种快乐是由于这种欲望，而不是倒过来讲。一
个人可能希求某种除了由于他的欲望而外对他个人没有影响的事情——例如，在一场他
本国守中立的战争中某一方的胜利。他可能希求增进一般人的幸福，或减轻一般人的苦
难。或者他也可能像卡莱尔那样，希求的与此正相反。随着他的欲望不同，他的快乐也
不同。
因为人们的欲望彼此冲突，伦理学是必要的。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利己心：大多数人
对自己的福利比对旁人的福利要关切。但是在毫无利己心成分的场合下同样可能有冲突。
这一个人也许希望人人都是天主教徒，另一个人也许希望人人都是加尔文派教徒。社会
斗争中常常包含这种非利己的欲望。
伦理学有双重目的：第一，找出一条借以区别善欲望和恶欲望的准则；第二，通过
赞扬和责备，促进善欲望，阻抑那种恶的欲望。
功利主义的伦理学部分从逻辑上讲和心理学部分是不相关的，伦理学部分说：那种
实际上促进全体幸福的欲望和行为是善的。促进全体幸福不一定要是某件行为的·动·
机，却只需要是它的·效·果。对这种学说我们在理论上有什么站得住的赞成理由或反
对理由吗？关于尼采，我们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他的伦理学与功利主义者的伦理学不
同，因为他的伦理学主张人类中只有少数人具有伦理的重要性，其余人的幸福或不幸是
应当忽视的。我个人不认为这种意见分歧能够借科学问题中可以应用的那种理论上的议
论来处理。显然，那些被排斥在尼采式贵族社会以外的人要有异议，因而问题就变成不
是理论性的而是政治性的了。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是民主的和反浪漫主义的。民主主义者
可能要承认它，但是对那些喜好比较拜伦式的世界观的人，依我看只能从实践上去反驳
他们，凭着一些不诉诸欲望、只诉诸事实的理由去反驳是不行的。
哲学上的急进主义者是一个过渡的学派。他们的学说体系产生了两个比它本身更重
要的别的学说体系，即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是马尔萨斯人口论对全体动
植物界的应用，而马尔萨斯人口论则是边沁派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达
尔文主义讲的是一种全体规模的自由竞争，在这种竞争中胜利属于和成功的资本家极其
类似的动物。达尔文本人受到了马尔萨斯的影响，他和哲学上的急进主义者有一般共鸣。
不过，正统派经济学家所赞赏的竞争和达尔文宣布为进化原动力的生存竞争有一个重大
区别。在正统派经济学里，“自由竞争”是一个受法律限制所束缚的非常人为的概念。
你可以比你的竞争者贱卖货品，但是你不得杀害他。你不得使用国家的军队帮助你战胜
外国厂商。那些没好运气拥有资本的人不得打算靠革命来改善自己的命运。边沁派的人
所理解的“自由竞争”决不是真正自由的。
达尔文学说中的竞争不是这种有限制的竞争；没有什么不许耍卑鄙手段的规则。法
律体制在动物中间是不存在的，也不排斥把战争当竞争方法。在竞争中利用国家获取胜
利违反边沁派的人心目中的规则，却不能排除在达尔文学说讲的那种竞争以外。事实上，
虽然达尔文本人是个自由主义者，虽然尼采没有一次提到他不带着轻蔑，达尔文的“适
者生存”若被人彻底消化了，会产生一种跟尼采哲学远比跟边沁哲学相像的东西。不过，
这种发展结果是属于后来一个时期的事，因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1859年出版的，
它的政治含义起初大家还没有看出来。
相反，社会主义是在边沁学说的全盛时代萌芽的，是正统派经济学的一个直接结果。
跟边沁、马尔萨斯和詹姆士·穆勒有密切交往的李嘉图，主张商品的交换价值完全出于
生产该商品时花费的劳动。他在1817年发表了这个理论，八年以后，一个前海军军官托
马斯·霍治司金发表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答辩《反对资方的要求而为劳方辩护》（Labo
ur De ended Againstthe Claims of Capital）。他议论，如果像李嘉图所主张的那
样，全部价值都是劳动赋予的，全部报酬便应该归给劳动者；现下地主和资本家所得的
那一份必定是纯粹榨取物。同时，罗伯特·欧文当工厂主有了丰富的实际体验之后，坚
信了那种不久就被人称为社会主义的学说。（最早使用“Socialist”〔社会主义者〕一
词是在1827年，当时把它应用于欧文的信徒。）他说，机器正渐渐排挤劳动者，而自由
放任政策没有使工人阶级得到和机械力量相抗争的适当手段。
他提出的处理这种弊端的方法，是近代社会主义的最早期形式。
虽然欧文是边沁的朋友，边沁在欧文的企业里还投资了颇大的一笔钱，哲学上的急
进主义者并不喜欢欧文的新说；事实上，社会主义的来临使他们和以前相比急进主义色
彩和哲学色彩都减退了。霍治司金在伦敦有了一些追随者，于是吓坏了詹姆士·穆勒。
他写道：
“他们的财产观显得真丑；……他们似乎认为财产不应当存在，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