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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活过之后，当然为自己的爵号和府第而欢欣，一心愿取得他祖先的性格以感谢他们
给予的土地。就算近年来他们的好斗心让他们陷入了困境，他听说在前些世纪好斗心曾
给他们带来了名声。有一首他的最早期的诗《离去纽斯提德府的时际》（On Leaving N
ewstead Abbey），叙述他在当时的感情，那是对曾经在十字军中、在克雷西、在马斯顿
荒原作过战的祖先的仰慕之情。他用这样的虔诚决心来作诗的收尾：
他要像你们一样生，或者要像你们一样死：
尸体腐坏后，愿他的骨骸和你们的混在一起。
这不是一个叛逆者的心情，却让人联想起模仿中古采臣的近代贵族“恰尔德”哈洛
尔德。当他作大学生时，初次得到了自己的收入，他写道他感觉自己独立自主像“自铸
钱币的德意志邦主似的，或者像一个根本不铸钱币、却享有更宝贵的东西即‘自由’的
柴罗基人酋长似的。我欢喜欲狂地提到那位女神，因为我的可爱的妈妈真是太暴虐了。”
拜伦后来写出了大量歌颂自由的崇高诗篇，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他所歌颂的自由是德意
志邦主或柴罗基人酋长的自由，并不是普通凡人想来也可以享有的那种劣等自由。
他的贵族亲戚们不管他的家世和他的爵号，对他敬而远之，使他感觉自己在社交上
和他们不是同群。他的母亲是人所厌恶已极的，大家也拿猜疑的眼光来看他。他知道她
是庸俗的，暗中害怕他自己有同样的缺陷。由此就产生了他所特有的那种势利与叛逆的
奇妙混合。假如他作不了近代派的绅士，他就要作一个像他的参加过十字军的祖先那种
风格的大胆的采臣，或者也许要作像皇帝党首领那种较为凶猛的、但更加浪漫风格的大
胆的采臣——他们在踏步走向光辉的灭亡的途程中一面诅咒着神和人。中世纪的骑士小
说和历史成了他的礼仪课本。他像霍恩施陶芬皇族一样作孽犯罪，又像十字军战士一样，
在和回教徒战斗时死去。
他的羞怯和孤独感促使他从恋爱中寻找安慰，但是由于他不自觉地是在寻求一个母
亲而不是在寻求一个情妇，所以除奥古斯塔外，所有人都使他失望了。1816年他对雪莱
自称是“美以美会教徒、加尔文派教徒、奥古斯丁派教徒”，他一直没摆脱开的加尔文
派信仰使他感觉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邪恶的；但是他对自己说，邪恶是他的血统中的遗传
祸害，是全能的神给他注定的恶运。假若事实当真如此，既然他·必·须出色，他会成
为一个出色的罪人，敢于做超过那些他想轻视的时髦登徒子们的勇气以外的越轨的事。
他真挚地爱着奥古斯塔，因为她是属于他那个血统的——属于拜伦家的伊实玛利族系的
——而且更单纯地也因为她对他的日常幸福有一种作姐姐的亲切照顾。但是这还不是她
要献给他的全部东西。由于她的纯朴和她的亲切的温和性情，她成了供给他极愉快的孤
芳自赏的悔恨的手段。他可以感觉自己堪和最大的罪人匹敌——是跟曼弗里德、该隐、
几乎就是跟撒但同等的人。这位加尔文派教徒、这位贵族、这位叛逆者同样都得到了满
足；
这位由于失掉人世间唯一还能在心中引起怜爱柔情的人而伤痛的浪漫情人也满足了。
拜伦虽然感觉自己可以和撒但匹敌，却从来不十分敢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傲慢
的发展过程中以下这一步尼采做到了，他说：“假使有众神，咱不是神怎么能忍受！·
所·以没有众神。”注意这个推理中没吐露的前提：“凡是伤咱的自尊心的事情，都必
须断定是错的。”尼采和拜伦一样，也受了宗教的教养，甚至程度更深，但是因为他具
备较高明的理智，所以找到了一条比撒但主义高明的逃避现实的道路。不过尼采对拜伦
始终是非常同情的。他讲：
“悲剧就在于，如果我们在情感和理智中有严格的求真方法，我们便无法相信宗教
和形而上学里的教条，但是另一方面，通过人性的发展，我们已经变得十分娇弱敏感地
痛苦，需要一种最高的拯救和安慰的手段。由此便产生人会因为他所认识的真理而流血
至死的危险。拜伦用不朽的诗句表达出这一点：
知识是悲苦：知道得最多的人
必定最深地悲叹一条不祥的真理——
知识的树不是生命的树。”
有时候拜伦也偶而比较接近尼采的观点。但是一般说拜伦的伦理见解和他的实际行
动相反，始终是严格传统式的。
伟大人物在尼采看来像神一样；在拜伦看来，通常是和他自己在战斗的泰坦。不过
有时候他也描绘出一个和“查拉图士特拉”不无相似的贤人——“海盗”，他在和部下
们的交往上，更掌握他们的灵魂用那制人的手段领导卑劣的人心，使之寒栗昏乱。
就是这位英雄“过分憎恨人类以至于不感觉痛悔”。这里的一个脚注断然地讲这
“海盗”是符合人性实际的，因为汪达尔人的国王干瑟里克、皇帝党暴君艾济利诺和路
易西安纳的某个海盗都表现出同样的特性。
拜伦搜寻英雄，并不是非限于东地中海各国和中世纪不可，因为给拿破仑加上一件
浪漫主义的外衣是不难的。拿破仑对十九世纪时欧洲人的想像的影响深极了；克劳泽维
茨、斯当达尔、海涅，费希特和尼采的思想，意大利爱国者的行动，都受到了他的精神
感召。他的阴魂在整个时代昂首阔步，这唯一强大得可以起而反抗工业主义和商业贸易
的力量，对和平论与经营商店倾注一阵嘲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打算被除这个
幽灵，但是劳而无功，因为这鬼怪从来也没有比现在势力更大了。
在“百日江山”期间，拜伦公开表示他希望拿破仑胜利的心愿，当他听到滑铁卢的
败绩时，他说：“我真难过死了”。
只有一度他暂时对他的英雄感到了厌恶：那是在1814年，当时自杀（在他认为）要
比退位来得体面。那时候，他从华盛顿的美德寻求安慰，但是拿破仑从埃尔巴岛一回来，
这种努力就不再需要了。当拜伦死的时候，在法国“许多报纸上讲本世纪的两大伟人拿
破仑和拜伦几乎同时弃世了”。卡莱尔在当时认为拜伦是“欧洲最高尚的人士”，感觉
他好像“丧失了一个弟兄”；他后来喜欢上歌德，但是仍旧把拜伦和拿破仑相提并论：
“对于你的那些高尚人士来说，以这种或那种地方语言发表某个这样的艺术作品，
几乎成了必需的事。因为正当地讲，除了说这是你在跟恶魔堂堂正正开始交战以前同它
的争论而外还是什么呢？你的拜伦用诗和散文及大量其他东西发表了他的《乔治勋爵的
悲伤》：你的波拿巴特以惊人的大气派上演了他的歌剧《拿破仑的悲伤》；配的音乐是
大炮齐鸣和满世界的杀人叫喊；他的舞台照明就是漫天大火；他的韵律和宣叙调就是列
成战阵的军士的步伐声和陷落中的城市的声响。”的确，再往后三章，卡莱尔发出断然
的号令：“合起你的·拜·伦，打开你的·歌·德”。但是拜伦是渗在他的血脉里的，
而歌德始终是一个志趣。
在卡莱尔看来，歌德和拜伦是对立人物；在阿尔夫雷·德·缪塞看来，他们是往快
活的高卢灵魂中灌注忧郁毒素这场罪恶勾当里的同谋犯。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法国青年似
乎只是通过《维特的悲伤》（TheSorrows of Werther）认识歌德的，根本不认识奥林帕
斯神式的歌德。缪塞责备拜伦没有从亚得里亚海和贵丘里伯爵夫人得到安慰——这话不
对，因为他在认识她以后就不再写《曼弗里德》了。但是《唐璜》在法国和歌德的比较
愉快的诗同样少有人读。尽管有缪塞的恶评，从那时以来大部分法国诗人一向以拜伦式
的不幸作为他们吟咏的最好材料。
在缪塞看来，只是在拿破仑以后拜伦和歌德才算世纪的最大天才。缪塞生在18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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