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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归于自由竞争中有手段抓到权力的人。他对平民政治的爱好并非出自什么“权利”
观念，而是由于观察到平民政治不像专制政治那样残酷、专横和动乱不定。
现在试给马基雅弗利的学说中“道德的”部分和“不道德的”部分作一个（他本人
原来未作的）综合。下文里我不是在表达我自己的意见，而是表达他本人或明言或隐含
的意见。
政治上的好事是有一些，其中这三样特别重要：民族独立，安全，和井然有序的政
治组织。最良好的政治组织是在君主、贵族和民众之间，依各自的实际力量为准来分配
法权的政治组织，因为在这种政治组织下革命难成功，于是就可能有稳定；但是为稳定
着想，多给民众一些权力总是明智的。
关于目的便是如此。
但是在政治上还有手段问题。用注定要失败的方法追求某个政治目标，徒劳无益；
即便认为目的是好的，也必须选取可以实现它的相当手段。手段问题能够不管目的或善
或恶，按纯粹的科学方式处理。“成功”意思指达到你的目的，不管是什么目的。假若
世间有一门“成功学”，按恶人的成功去研究，可以和按善人的成功去研究同样研究得
好——实际上更好，因为成功的罪人实例比成功的圣贤实例尤其繁多。然而这门学问一
旦建立起来，对圣贤和对罪人同样有用，因人圣贤如果涉足政治，必定同罪人一样，希
图成功。
问题归根结底是力量的问题。为达到某个政治目的，这类或那类的力量总不可缺少。
这件简单明白的事实被“正义必将战胜”或“罪恶的胜利不久长”等诸如此类的口号掩
饰住了。即便你所认为的正义一方真战胜，那也因为该方拥有优势力量之故。是的，力
量常常依靠舆论，舆论又靠宣传；而且当然，表面显得比你的敌对者有道德在宣传上是
有利点，而显得有道德的一个方法就是真有道德。因为这个理由，胜利说不定往往落在
具备公众所认为的道德最充分的一方。马基雅弗利以为这不独是十六世纪时宗教改革运
动成功的重要因素，还是十一、十二、十三世纪当中教会权力增长的重要因素，他这意
见我们倒也必得认可。但是关于这点有若干重大限制。第一，抓到权力的人，能够操纵
宣传使自己一派人显得有道德；例如，在纽约和波士顿的公立学校中，恐怕谁也不能提
亚历山大六世的罪恶。第二，有些个混乱时期，明白露骨的无赖行径屡屡成功；马基雅
弗利的时期正是这样的时期。在这种时代，往往有一种迅速增长的人性为己观，无论什
么事情只要它是合算的，一般人就看得下去。照马基雅弗利自己讲，哪怕在这种时代，
当着无知大众也宜摆出一副道德面孔。
这问题还能够更进一步来看。马基雅弗利持这个意见：文明人几乎一定是不择手段
的利己主义者。他说，假使有人在今天想建立共和国，会发觉在山民中比在大城市的人
中容易做，因为后一种人恐怕已经腐化了。即便某人是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者，这人的
最聪明的行动方针仍要随他须驾驭的民众来定。文艺复兴时期的教会引起人人激愤，但
是只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才让众人激愤得酿成宗教改革。当路德开始叛教之际，教皇的
收入想必要超过当初亚历山大六世和尤理乌斯二世倘如品德较好，教皇应有的收入；假
若这点是实，便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性为己观而致。可见，政治家如果依靠
有道德的民众，他们的行为比在依靠对道德问题漠不关心的民众时要良好；他们在若有
罪行就能够广泛传知的社会里，比在有他们掌握下的严厉检查制度的社会里，行为也要
良好。当然，其伪善总能够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通过适当制度能使成功的程度大
大缩小。
马基雅弗利的政治思想也如同大部分古代人的政治思想，有一个方面不免肤浅。他
满脑子是莱库格斯和梭伦一类的大制法者，而想当然这种人不大管以前的社会情况，就
创立一个完完整整的社会。把社会看作是有机生长体，政治家对它仅能起有限影响，这
种社会概念主要是近代的概念，进化论又大大加强了这个概念。这概念从柏拉图那里找
不到，从马基雅弗利那里同样也找不到。
然而，也许不妨这样主张：进化论的社会观纵使在过去合乎实情，今天已不再适用，
对现在和未来讲，却必须另换一个远为机械论的看法。在俄国和德国创造出了新的社会，
简直仿佛神话人物莱库格斯据说创造斯巴达国体的情况一般。古代的制法者是仁慈的神
话，现代的制法者是令人恐悚的现实。这世界已经比向来更类乎马基雅弗利的世界，现
代人谁希望驳他的哲学，必须作一番超过十九世纪时似乎有必要作的深思。
第四章 埃拉斯摩和莫尔
在北方各国，文艺复兴运动比在意大利开始得迟，不久又和宗教改革混缠在一起。
但是十六世纪初也有个短期间，新学问在法国、英国和德国没卷入神学论争的旋涡，生
气勃勃地四处散播着。这个北文艺复兴运动有许多地方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大不相同。
它不混乱无主，也不超脱道德意味；相反，却和虔诚与公德分不开。北文艺复兴很注意
将学问标准用到圣经上，得到一个比《拉丁语普及本圣经》更正确的圣经版本。这运动
不如它的意大利先驱辉煌灿烂，却比较牢固；
比较少关切个人炫耀学识，而更渴望把学问尽可能地广泛传布。
埃拉斯摩（Erasmus）和托马斯·莫尔爵士（SirThomas More）这两人，可算是北文
艺复兴运动的典型代表。他们是亲密的朋友，有不少共通处。两人都学识渊博，固然莫
尔博学不及埃拉斯摩；两人都轻视经院哲学；两人都抱定由内部实行教会革新的志向，
可是当新教分裂发生时，又都对它悲叹不满；两人都写一手隽妙、幽默而极度老练的文
章。在路德叛教以前，他们是思想上的首领；但是在这之后，新旧两边的世界都变得过
于激烈，他们这种类型的人就不合时宜了。
莫尔殉教死了，埃拉斯摩落魄潦倒。
无论埃拉斯摩或莫尔，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我所以论述这两人，理由就在
于他们可为实例说明革命前时代的性格，在这种时代普遍有温和改良的要求，而怯懦的
人尚未让过激派吓得倒向反动。他们又体现出抗逆经院哲学这件事的特色，即嫌恶神学
或哲学中一切体系性的东西。
埃拉斯摩（1466—1536）生在鹿特丹。他是私生子，因此关于自己的出生委细，编
造了一套浪漫性的假话。实际，他的父亲是个祭司，一个稍有学问、懂得希腊语的人。
埃拉斯摩的生身父母在他尚未成年时死去，他的那些监护人（显然因为侵吞了他的钱）
哄诱他当了斯泰因（Steyn）的修道院的修士，这是他毕生悔恨的一步。监护人里有一个
是学校教师，可是他所知道的拉丁语比埃拉斯摩身为小学生已经知道的还差。这位老师
回复这孩子来的一件拉丁文书札，在信中说：
“万一你再写这样典雅的信，请给加上注解吧。”
1493年，埃拉斯摩当上刚布雷地方主教的秘书，该主教是金羊毛骑士团的团宗。这
给了他离开修道院去游历的好机会，只不过并非如他的素愿去意大利罢了。他的希腊文
知识当时还很粗浅，但他在拉丁语方面具备高度素养；为罗伦佐·瓦拉的那本论拉丁语
的种种雅致的书，埃拉斯摩格外景仰瓦拉。他认为用拉丁文和真信仰完全可以并容，还
举奥古斯丁和杰罗姆为例——看来他明明忘记了杰罗姆的那个梦：梦中我主痛斥他读西
塞罗的作品。
埃拉斯摩一度入巴黎大学，但是在那里找不到对自己有益处的东西。这大学从经院
哲学发端直到盖森和宗教会议运动，曾有过它的黄金时代，但是现在老的论争都干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