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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是错了的。他不应该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我们要知道私有产权（清楚的权利界定）是一
种制度，市场也是一种制度，而这些制度的存在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的。如果所有交易费
用真的是零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有私有产权，不需要有市场交易，栏杆也一定会建在牛的
增值与麦的损害的边际相等的位置上。
想想吧，如果交易费用是零，一个免费的仲裁者可以知道每个人的专业生产成本、品
味，可以知道土地或任何其他资产的适当用途，可以知道每个工作者的边际产值，也可以知
道怎样按边际产值分配，分配些什么，劳力之外的资产租值可以怎样分配而没有人有异议，
等等。这样定下来，资产（包括劳力）的使用决定了，分配大家同意了，每个人言而有信，
不会反悔，不会偷懒、卸责、欺骗等，约束牛群的栏杆一定是建在上文提出的位置。中央指
导与分配神乎其技，不需要有私产，也不需要有市场。这是没有交易费用的世界，可惜这是
个乌托邦。
高斯假设有产权界定及有市场交易，与他假设的没有交易费用是有冲突的。三者不能
共存。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产权或市场。问题是哪些交易费用会促使私产制度与市场制度
的存在，或怎样的交易费用可以挽救栏杆的位置？这个问题我想了十多年才得到答案。真不
好意思为人师表。我常对学生说：想不通就要转换角度。说来容易，但自己往往不懂得怎样
转。我自一九八一年就知道高斯定律有上述的困难，于是试从交易费用是零加上去，加来加
去也加不出答案来。几年前一天晚上，时来运到，我从梦中惊醒，意识到答案要从高的交易
费用减下来，因为私产与市场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而产生的。这角度一转，只几分钟就知道
答案的大概。
且让我从中国大跃进的人民公社的交易费用减下去吧。不是有意挖共产中国的苦，而
是人民公社的实例不容易找到类同的。要是交易费用是零，或够低，人民公社大有可为，毛
主席当年是忽略了交易费用的考虑。
张五常《经济解释》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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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于完全没有私产（包括劳力）的人民公社，工作与产品的分配，资源的使用，皆由
中央直接或间接地指导。要是所有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是零的话，产权的界定是多此
一举的：交换不一定需要市场，以专业生产然后由中央指导交换分配，天衣无缝，根本不需
要市场。
问题是在中央主理的情况下，人的自私本质不变。讯息费用、监管费用、政治费用等
加起来的交易或制度费用非常高。私产的成因，是让每个人运用自己的讯息，自己「监管」
自己，而市场作讯息的传达，物品的成交不用搞政治，或走后门。没有错，市场本身有很多
问题，我在卷二的第九章就提到造价与隐瞒讯息的问题，那些因为自私而使私产与市场增加
交易费用的行为。但权衡轻重，虽然这后二者的交易费用相当可观，但比起没有私产的情况
却是低得多了。
私有产权是市场交易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不错，但有私产是不一定有市场的。在本卷
第五章分析企业的合约本质时我会详论这个问题。这里要说的是私产能节省的讯息费用、监
管费用、政治费用等非常大，所以在某些政治费用容许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有私产。有了私产，
市场的运作主要是看订价的费用够低。这些是高斯定律所需要的局限条件了。如果我们要以
市场来决定边际之利益与损害相等的「栏杆」位置，我们只要加上交易费用不会影响边际的
假设。有些交易费用会影响边际的选择，另一些是不会影响的。
让我在这里提出另一个定律：市场的相对价格不变，不管产权谁属，交易费用不变栏
杆的位置不变。这样看，交易费用一定是高于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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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高斯的贡献
不要以为我指出交易费用是零的假设是高斯定律的失误，对高斯有贬意。四十年来我
佩服这个人。事实上，没有「交易费用是零」的提点，我不会在一九八一年意识到私产与市
场的存在是因为交易费用高于零，从而准确地推断了中国会走的路。
不要以为我说高斯「幸运」是贬低了他。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幸运」是所有重
要发现的一个因素。高斯比一般经济学者幸运，因为每有新意，他就锲而不舍、日思夜想地
追求。这方面他深深地影响了我。
也不要以为我说五九年的高斯定律的第一个版本——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一个必需
的前奏——奈特早于一九二四年说过了，是贬低了高斯。没有错，这句定律，奈特与高斯所
说的一样。但高斯所用的角度不同：他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而这样看是把产权的重
心放大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看世界，艾智仁老早就这样看，可惜艾师没有把这角度带
到社会成本的问题上去。科学就是这样奇妙。角度略转一下，或多加一个层面，就可能看得
很远、很远的。
前文提及，高斯一九六○年的鸿文题目，不是社会成本的答案，而是社会成本的问题
或困难。高斯之见，问题的所在是界定私产不容易，而交易费用可以高不可攀。在该长文中，
养牛与种麦的有名例子占不到十分之一的篇幅，余下来的大部分是考查侵犯法律（torts）
的案例，带读者到真实世界那里去。
高斯说英国没有炸鱼及薯条就不是英国，举出炸鱼的气味引起的官司。一个阳光普照
的泳池，给隔邻新建的高楼阻碍了阳光；一个牙医给患者钻牙，其声浪骚扰邻居。这些官司
都示范了一些略为不同的层面，而法庭的裁决大致上没有乱来。
高斯指出，不同的侵犯行为有不同的交易费用，而权利的界定若由甲方转到乙方，其
交易费用可能会转变。例如我把废物扔到你的后园，你要我赔偿的交易费用会低于我的小女
儿的哭声吵醒了你。又例如工厂污染邻居，邻居要工厂赔偿或减产的费用会低于工厂要邻居
赔偿而减产的费用。这是因为邻居的人数比较多，要集资赔偿给工厂不容易通过。虽然这些
例子不在高斯之文内，但他的例子使我们想到这些问题。
高斯又指出，法庭对侵犯官司的判案，往往反映法官是意识到因为交易费用高而使市
场不能处理的困难。法庭不会像市场那样精细，不会考虑边际上的利益与损失，但甲与乙之
间的权利划分，哪方面对社会的利益比较大，法庭是考虑的。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含意。市
场是一种制度，法庭裁决是另一个制度。有私产，有市场，但侵犯的案件仍时有所闻，反映
市场不是那样神通广大。法庭的裁决考虑社会的整体而不考虑边际的益损，是交易费用较低
的武断，或依照历史案例裁决。这是说，法庭可以代替市场，也可以协助市场的运作。反对
政府干预是不应该反对政府监管的所有事项的。法庭的存在往往是要减低交易费用的结果。
这里我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明白，由政府主理的法治不仅重要，而且要搞得有分寸绝
不容易。高斯提出的侵犯案例，都是出自有悠久法治传统的英国及美国，而就是在这些先进
之邦，错误的裁判并不罕有。在法治这方面中国要急起直追是明显不过的吧。高斯六○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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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提出的最重要的一点，不幸地被行内漠视了。他认为市场的物品或资产的交易，不应该
从实物的本身看。他建议我们要转换角度，要从权利的约束那方面看物品，而市场的任何物
品，交易的是一个约束了的权利的组合。
例如你买一个苹果，买回来的是观看或吃的权利，但你不能把苹果掷到我的脸上，或
把吃剩的扔到邻家去。买手枪，其用途的权利约束当然更为严格了。物品或资产的权利组合
如果没有约束（delimitation），他人的权利就不能被界定。物品的权利没有约束，其物主
可以很富有，而市场的运作会因为权利的约束与界定不够明确而引起混淆。
从权利约束的角度看物品或资产，是正确的。这是产权经济学的一个重点。问题是权
利是抽象之物，不容易处理。事实上，高斯建议的以权利角度看物品，与欧洲法律历史对产
权（property rights）的看法大有雷同之处。然而，我们今天买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