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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选择-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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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state,又译国家理论)、产权制度转变等题材,一般不是书生之见可以处理的,更
何况我平生讨厌政治,一想到就头痛。
奇怪,我这一辈的经济学者,越退休之年的多向国政理论打主意。没有谁得到大成果。
不是没有理论,而是理论纷纭,莫衷一是。现在逼著轮到我,怎么办?告诉你吧。
今年(2002)初,多年老友巴赛尔直用A Theory of the State 之名,精装出版了一
本厚厚的书,送我一本。细想后我决定不读——要等到写好了自己的,出版后再算。自己想
了很久,看到了一条路,希望走下去会越走越清楚。读他家之作,可能把自己还不太清楚的
看得乱了。
我选走的路是简单的。那就是我在这里写了两卷又四分之三的那一条。既然这条路没
有中断过,连弯也没有转,我就直走下去算了。在第八章的后记我会序述这路的简单结构。
这里要说的,是从这点直走下去,因为牵涉到历史与政治,没有来路的街头巷尾的观察作指
引,前路不容易走。但不管走得对或错,好或坏,直走下去是唯一选择。无论怎样说,从这
里走下去是会比较弱的。
张五常《经济解释》第三卷
第 91 页 共 111 页gjmy ceo@gjmy
第一节:中国旧家庭与伦理治国
一九七二年我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旧礼教家庭的子女婚姻的文章,到最近才在行内引
起微波。就让我从中国旧家庭说起吧。
以农业为主的旧中国,家庭是一个生产机构,可说是一家公司。虽然雇用劳力或租用
土地的安排早已存在,但大致上生产要素是长者的私产。子女也是父母的私产,一家之主是
父亲。一方面看,子女算是奴隶了。子女可以被卖出去,女的通常经过婚姻被卖出去,而杀
子女的行为大致上是容许的。另一方面看,父母与子女之间有爱,所以子女不能纯从奴隶的
角度看。
那七二年的文章解释了盲婚是父母不容许子女选择配偶,从而较为方便地增加家庭的
财富;解释了童养媳是提早收购,价格较低,购入后自小培养比较听话、服从;解释了扎脚
是为了恐怕外家引进的媳妇逃走,而农业操作之外的家务、纺织等工作,扎脚为害不大。这
里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的旧家庭中,一家往往有多个成员,但成员之间的财富产权却没有明
确的划分。是长者的产权,但长者之下的成员就没有明确的产权划分了。这样,成员竞争使
用或享受一家之内的资产,没有产权的划分会导致租值消散。减少租值消散的办法,是论资
排辈。这是以人权划分权利代替以产权划分权利,但毕竟享受权利是被划分了。
是的,在中国的旧家庭中,一个成员可以有多达八个称呼。长子比次子大权,子比女
大权,正妻比妾侍大权,如此类推,叔伯姑表皆有名分,在那一家的辈分如何都有定位。名
分的界定与排列,久不久会有更改或变化,而久不久也要明确地表达一下。于是,过年过节,
拜祖先分猪肉,每个家族成员所站立的位置不可以乱来;喜庆、丧礼等事宜,出场或排列的
先后也有规矩。就是简单地吃一顿饭,坐位的排列是规定的,餐餐如是,而一碟碟菜肴在桌
上的位置也不可以乱来:最佳的永远放在一家之主的面前。起筷的先后也是有规矩的。
一家与一家之间有产权的划分,但一家之内却以人权划分。然而,子女不是奴隶,有
承继权,而父母子女之间有爱。这些加起来促成了以伦理、风俗治国的制度。一方面,法治
要基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人权的高下排列是说在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人权不平等
不能有法治。在我们今天的商业机构内,其成员也有等级排列的。这排列协助减低租值消散,
我说过了。但这与中国的旧家庭不同:商业机构内的成员各有各的私产,可以自由离开机构,
而机构之外的事项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
是我想了很久才得到的结论。上帝造出来的人是不平等的。不同的天赋、际遇等发展,
要有不平等的权利划分。产权平等则人权不能平等;人权平等则产权不能平等。以产权不平
等划分,人权可以平等,于是可以有法治。以人权不平等划分,法治就无法施行。旧中国以
伦理治国,不用法治,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父母子女之间有爱,作为一家之主的不愿意
以暴君手法齐家。
比起法治,伦理治国有好处,也有缺点。最大的好处是交易或治理费用比较低:包公
审案用不著双方昂贵的专业律师,审期短暂,而判案的公允不一定比今天双方勾心斗角的结
果差。伦理治国的一个缺点,是没有弹性:风俗习惯不容易更改,不能像法治那样事生于世
张五常《经济解释》第三卷
第 92 页 共 111 页gjmy ceo@gjmy
而备适于事,更改法律。弹性不足的伦理,在墨守成规的农业经济有其可取之处。然而,当
时移势易,遇到工业发展与对外贸易的需要,就不免缚手缚脚,使国家付出很大的代价。这
是二百年前,乾隆皇帝之后中国开始遇到的不幸。
伦理治国还有另一个大代价。孔夫子所说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虽然不一定能做
到,但却是伦理治国的原则。治国或审案的人不可以目不识丁。因此,中国昔日有「学而优
则仕」的传统,读书考试是为了做官。做官可以审案:包公如是,苏东坡如是,郑板桥等也
如是。旧中国是没有专业律师的。伦理治国讲学问,要懂得儒家或什么学说,讲仁义、说道
德,论忠孝、明白风俗习惯。
在那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中,做官的大都诗、文、书皆能,没有大能也有小能,因为这
些是科举的需要。读书是为了做官。这样一来,旧中国没有一个可以纯在市场出售知识或学
问而维生的空间。中国因此没有一个科学传统。零碎的科学家是有的,但科学传统就谈不上。
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度中,科学传统不重要。事实上,以中国人的智慧,经过数千年的农
业发展,耕种知识的累积很了不起。一九二五年美国的农业经济大师卜凯(J。 L。 Buck)到
中国调查近十年,对当时中国农业的操作方法拍案叫绝。
伦理治国,家中论资排辈,没有科学传统,在一个墨守成规的农业经济中是可以的。
昔日中国的经济雄视天下。是工业的发展使中国落后于人,而中国的旧家庭与旧礼教也被迫
而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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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工业发展的影响
快将九十大寿的华中科技大学的张培刚教授,在他一九四五年的重要博士论文中,指
出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重点是把农业工业化。是的,今天经济先进之邦,不容易找到一个农
业人口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除非特殊情况,国家富裕要靠工业发展。那是为什么?卷三分析生产成本时,我指出
专业生产然后在市场交换,大家所得的利益往往以千、万倍算,远比史密斯(A。 Smith)提
出的制针厂的数百倍例子高。但这专业生产而交换的巨利,主要来自工业。农业当然也可以
专业获利,但比起工业相去甚远。
中国历史上士农工商的「工」,是指工艺,不是在一家工厂之内,用机械专业合作那一
种。二百年前,后者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大约一百二十年前,一厂之内的专业生产在中国开
始出现。不多,不普及,但还是出现了。参与这种生产工作的人要离家离土,甚至离乡别井。
这样,作为旧家庭的一家之主就不容易控制子女产权了。儿子要到城市工作,为父的不准吗?
不准,儿子可能跑掉不再回家。准许吗?儿子在工厂的收入,孝敬的带回家交给父母,次孝
的自己收藏一点,不孝的尽归己有!
是工业的发展促成子女有自己的人身产权的。一百年前当然不普及,但不多的例子会
影响整个旧礼教家庭的传统。一村之内,三几个青年到城市工作了两三年,衣锦荣归,其他
村内的青年会怎样想、怎样看、怎样自作打算?父母子女之间有爱,子女要出外谋生,为父
母的难道要杀了子女?
旧礼教家庭的瓦解是缓慢过程。我自己的双亲是盲婚的,父亲年青时长辫子,母亲婴
孩时扎过几天脚。他们是大乡里出城,二十世纪初期到香港的工厂作学徒。我出生时父亲自
修懂英语,重视西方的科技文化,信基督教,所以没有把我看作他的私产。母亲没有读过书,
但她是我平生遇到的最聪明的人。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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