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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亚时，您没有受到骚扰吗？”玛瑞安回答：“敌人的一个司令读过契诃夫的小说，他对部下说他认识契诃夫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下令保护这座住宅。所以我侥幸平安地过来了。”二战结束后，像东条英机那样的日本首相、陆军将领、太平洋战争发动者等首恶首犯，当然要处以死刑。日本裕仁天皇就要具体分析了。他自行投案，点烟的手“发抖”，“愿意对战争祸害负全责”，“接受裁判”，自身有一种“屈辱的苦闷”。考虑他不是首恶、策动者，远东军事法庭予以宽大。
作家、艺术家观察历史、洞察现实，是从人的命运着眼。他们善于烛照人的灵魂，既看到爱与恨，又不把它们分立开来、对等起来。巴金晚年坚持写作，觉得在写作中，“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但是，他另外又说：“爱是我性格里最基础的气质。”
二、“以牙还牙”论应该休矣
上个世纪，苏联和中国在它们的革命过程中，面临着两个末代皇帝的命运。然而，不同的处理结果，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历史效应。
1918年7月16日深夜，苏联政权命令特别军事委员会和契卡在叶卡捷琳堡一个地下室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9人（本人、皇后、3个女儿、皇储、大公夫人、仆人和医生）执行枪决。
1950年7月31日，溥仪作为伪战犯和他的家人由苏联移交中国政府，接受人员宣布：“我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来接受你们。”溥仪心想，共产党就是“残酷”、“凶恶”，自己“准死无疑”。结果在押解期间，发现看守人与“狱卒”不同，不打人，不骂人，还给他们挑热水洗澡，有军医检查身体，发牙刷、毛巾、新衣裤，给纸烟，还组织他们参观学习，并于1959年给予特赦，1960年11月26日获得了选民证。
这两个案例，都不属于我们过去对敌斗争常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尼古拉二世登基以来，在镇压革命活动中，他本人也不曾因为处理对手而殃及全家生命。溥仪也不是，他作为清末皇帝，在位6年，后在日军侵占下，作为“满洲帝国皇帝”，当傀儡14年。他的罪孽是深重的，但是，中国政府给予宽大处理。作为前例，英国一篇评论说：“俄国皇帝遭到屠杀的事件不同寻常。这是旷日持久的暴力革命的最后行动之一。它不仅改变了俄国历史的进程，而且改变了日后若干年的世界发展。”1998年，俄国决定将末代沙皇遗骨安葬，叶利钦总统在葬礼上发表讲话说：“叶卡捷琳堡的镇压行动是我国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之一，是俄罗斯社会分裂的结果，”“我们希望为自己前人赎罪。有罪的是施暴者，是为这种暴行辩护了80年的人。”作为后例，这位中国末代皇帝领到选民证并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职务之后，感到“人”这个字的真正含义，觉得这《三字经》上的第一个字“在前半生中一直没有懂得它”，现在“才做了真正的人”，并欢呼：“祖国，我的祖国啊，你把我造就成了人！”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最大不妥就是把自己降低到对手的同一水平，不能以崇高博大胸怀，掌握人与事件的全局进程。这个成语又被解释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实际是顺从和执行他人之道，失去自己之道。“以牙还牙”论出自《圣经》，令人思索的是，它出现在《旧约》的时候，是作为肯定性用语，对作恶事作假证的人，“对于这种人，你不必怜悯；应该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到了《新约》里，它就受到否定了，“你们曾听见有这样的教训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向欺负你们的人报复。”《新约》是从上帝之爱、做“天父的儿女”出发，宣传爱仇敌，不要报复，“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让他打吧”，但是，其中可取之处，就是更高地要求自己，不要同恶人一般见识、一个档次。
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看见“以牙还牙”论的偏狭，而容忍、宽容和“以德报怨”常常是大家公认的高风雅量。卢梭谈到这一点很实在：“为了要得到幸福，就不能做任何一件感到内疚的事情；对于别人的过错，不要抱以牙还牙加倍奉还之心。”赫登在《林肯传》谈到林肯“从不依自己的好恶去判断人”，“如果有人得罪他，或对他不逊，但却是最合适的人，林肯还是会请他担任该职位，就像对朋友一样毫不犹豫。”他曾委任相当高的职位给侮辱过他的人。
保罗探监曾经是一大新闻。1981年，罗马教皇保罗二世遇刺，险些丧命。行刺者是土耳其恐怖分子阿里·阿卡。阿里·阿卡被抓获经审讯关进监狱后，保罗二世亲自来监狱探望。从宗教角度，这是保罗遵循上帝之爱，不报复，爱仇敌。从世俗观点看，也值得肯定。它有一个条件，就是罪犯在严格监控之下。台湾征严法师信奉三句话：“没有不可爱的人，没有不可信任的人，没有不可原谅的人。”这些，都是讲最大限度地发掘人的心灵的潜质，即使是罪犯恶人，也要施以关爱，促成他改恶从善，自我更新。
三、爱的导航与吊诡
“放爱生路”和“让爱导航”是开放改革后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两个词语，它们反映了人们在感情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普遍呼求，也道出了我们反思历史，面向未来的某种经验体会。张洁最早写过一篇小说，用“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种否定性的判断，对爱作了肯定性的保留。刘心武在小说《如意》里写文革时一个学校传达室的石大爷在夜里给打死在操场里的“资本家”尸体盖上塑料布。回想文革推行“无产阶级在一切领域里实行专政”，人们发现，某些样板戏的人物常常都是光棍，“谈情说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连某些青年男女新婚的枕头上，也绣着“将革命进行到底”，耐人寻思。
这里，联系我们的历史状况和文革表现，可以引用英国哲学家罗素在《爱在人生中的位置》一文对我们的一个批评。他说：“在中国，爱的情感是罕见的，从历史上看，这只是那些因邪恶的婢妾而误入歧途的昏君的特点。中国的传统文化反对一切浓厚的感情，认为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保持理智，这和18世纪初期的情形非常相似。由于我们以前曾有过浪漫运动、法国革命和欧洲大战，所以我们感到人生中理智的作用，并不像安妮女王统治时期人们所希望的那样重要，因为理智本身在进行心理分析时，是靠不住的。”他是在谈论、并分析比较我们的民族历程和民族习性，我们不应急于反感他对我们的批评。中国历经两千多年封建统治，从儒学到理学，倡导“存天理，灭人欲”，“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直震慑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五四”思想解放运动时间不长，整个民族辗转于绵延不断的内外战争与政治运动之中。在文学上，我们不像西方某些国家经历过数以百年计的个性解放和浪漫主义时期，出现了像卢梭、雨果、雪莱、拜伦、歌德这样影响深远的作家。理智的皈依思考过多，感性和感情的丰富性就必然受到削弱和钳制，这是一个民族在自身的特殊历史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到了文化大革命，传统的重理智的习性就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理论追求合拍，产生了种种恶果。
开放改革后，“放爱生路”、“让爱导航”自然成了人们在生活和艺术中一个中心话题。前些时，报导法律工作者潘锐注册“爱心导航文化交流中心”的消息。他在1999年6月准备出国前夕，因朋友饯行酒后驾车致人死亡而判刑3年。2002年2月出狱后，因劳改经历找不到工作。后来，在朋友帮助下投资在北京大兴区建立这个“交流中心”，帮助许多出狱找不到工作、甚至因此想自杀的刑满释放犯安排工作。他说：“不管你学法律专业还是心理专业，爱都是最有力、最有效的武器。”
然而，在爱的导航中常常出现一些奇异的现象，或者是爱的自身矛盾，或者因爱反而致祸，即所谓爱的吊诡。事实证明，爱不能孤立独行，它本身需要引导。爱走出囚笼，又需要加以引导走上康庄之路。英国哲学家罗素在《我的信仰》里谈及他对“美好的人生”的观点时说：“美好的人生是由爱所唤起，并为知识所引导。”他说：“无论是爱没有知识，或是有知识没有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