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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在中国使用无线电报的是西方列强。据说，光绪三十年（1904）初，法国就在秦皇岛高地设立了无线电柱。不久，被日本、俄国先后用于在中国辽沈地区进行的日俄战争中。光绪三十年五月，俄国在烟台领事馆开始筹建与旅顺联系的无线电台。清廷官员为此曾去信制止，但俄国领事置若罔闻。面对列强私自设立无线电台的侵略行径，清廷考虑自办无线电报，并首先用于军事、国防。
中国最先采用无线电报通讯的是广东地区。两广总督衙门及其所属南洋水师和沿岸海防要塞很早即开始在“督署内及马口、前山、威远各要塞，并广海、宝壁、龙骧、江大、江巩、江固、江汉各江防舰艇设置无线电机，。。由丹麦人那森承办”。时间约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初。不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于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在天津开办无线电训练班，聘请意大利人葛拉斯为教师，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同时委托葛拉斯代购马可尼瞬灭火花式无线电报机，分装于北京南苑、保定、天津等处行营及海圻、海容、海筹、海琛四艘军舰上，开始采用无线电通讯联络。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无线电报的实践，开拓了中国电报通讯的新领域，培养了技术人才，为各地发展无线电报通讯创造了条件。然而，由于清末官场腐败，事权不一，无线电报并没有得到广泛、迅速的推广，只在某些地区孤立地、小规模地得到利用。为使国家控制无线电报通讯大权，防止列强擅自架设电台，当时主管电政的袁世凯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上奏，指出：“近闻泰西创设无线电报，并有暗中阑入中国之事。查各处修造铁路，沿路安设电线，已虑铁路所经一带，所有电报商利为其所夺。经臣等筹议，设法限制。。。今无线电机系至为轻便之物，随地可设，大为防不胜防。”“声明除津榆通道一带，各国驻兵未撤以前，应归另案办理，无论何国何人，一概不准在中国境内私设无线电报。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5 册，总第5379 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第5 册，总第5379 页。
如不遵行，按例科罚。其中国各处海、陆军队，或有需用此项无线电报者，应随时知照电政大臣办理。”①清廷当即允准。
无线电报民用通讯也最先始自广东。光绪三十二年（1906），因广东琼州海线中断，当地电报局即在上海礼和洋行购置无线电报机两副，分设琼州、徐闻两处。据《海关档》载，琼州海关税务司在信函中称，该局“机器的有效通信距离为80 英里，。。充电的发电机是德国货，电刷和整向器都很清洁，显然是得到了正常的照料”②。其后，江苏省开始安设无线电台。光绪三十三年，吴淞至崇明间电报水线时常因船舶抛锚毁坏而中断，修理费用高昂、费时、费力，严重影响通讯联络，遂委托礼和洋行在吴淞、崇明两地安装无线电报机，取代有线电报。
当时，尽管清廷明令不准任何国家和个人在中国私设无线电台，但日本、美国、法国、英国、俄国等仍偷偷在中国境内私设。光绪三十四年，英商在上海英租界汇中旅馆私设无线电台与海上船舶通报。清廷发现后，立即由邮传部与英国驻华公使交涉， 于宣统元年（1909）出价收买，移装于上海电报总局。
为发展远距离无线电通讯，清廷于宣统三年（1911）批准德国德律风根公司的申请，允许其在北京、南京之间安装无线电报机，试验获得成功。该公司拟将机器设备出售给清廷，但未被接受。辛亥革命爆发后，南北之间有线电报中断，这部试验电台则起了沟通联络作用。其后，海军部才在对方讹诈的情况下出高价将其收买。
北洋政府时期军、政机构争相发展无线电报。1912 年，交通部向德国定购火花式电台5 部，于1913 至1915 年间装设在张家口、吴淞、广州、武昌、福州。1918 年8 月，陆军部向英商马可尼无线电公司订立军用无线电借款合同，借款60 万英镑，以半数经费用于购置无线电台通讯设备200 部，半数挪作军用①。同年10 月，交通部也向该公司借款20 万英镑，在兰州、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三处架设无线电台②。此外，海军部则在1918 年2 月与日本三井洋行订立借款53。6267 万镑合同，拟设一大无线电台，以与日本、欧美各国电台直接通电，并规定中国政府在30 年内不得允许外国私人或公司在中国建设以通讯为目的的无线电台③。这个规定无疑使日本取得垄断中国无线电通讯30 年的特权，从而引发列强间一场无休止的争斗，直至北洋政府垮台，始终未获解决。
无线电报自引入中国，虽历经清末民初战乱，发展缓慢、曲折，但其轻巧灵便、架设随意的特点却预示了替代有线电报的必然趋势。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5 册，总第5379—5380 页。
② 转引自《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16 页。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 册，第1400—1402 页。
② 同上书，第1422—1425 页。
③ 同上书，第1347—1351 页。
第四节邮政旧式邮递的衰落鸦片战争前的旧式邮递，主要是官办的驿递和民办的民信局及侨批局。
驿站源远流长，历代均属官办。清代隶属兵部，由车驾司综理驿务，各省则归按察使司管理。驿递依各地路程远近及冲僻，分设驿、站、塘、台、所、铺等机构①，负责预备人、马、车、船，办理递送政令公文及官员书信，不收民间信件。民间经营的民信局约始于明初的沿海、沿江地区商业活动集中的城镇，办理商民通信、汇款乃至货运业务②。以后，中国东南沿海居民到海外谋生者日众，又出现办理侨胞同家属间通信、汇款的侨批局。以上诸种类型的邮递，主要靠车、船、人、马诸方式，行动迟缓，但基本满足了当时政府公文往来、信息传递和商民间寄递信件及汇款、运货的需要。
鸦片战争后，这些旧式邮递方式逐渐衰落。一方面，建立在火车、轮船等近代运输工具基础上的新式邮政业务在欧美迅速崛起，以其迅速、方便、管理完善而为世人称道，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中国旧式传递因其迟缓而日渐落伍。另一方面，随着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和中外贸易、国内贸易的发展，中外人员交往和国内人员流动量的增加，旧式邮递业务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多方面需要。学习西方，建立新式邮政已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西方列强“客邮”的入侵与泛滥西方列强为刺探情报、了解信息、倾销商品、走私鸦片，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开始在我国沿海设置通讯机构。起初，在我国近海水域的趸船上悬挂信箱，以备来华人员通信。不久，即明目张胆地在我国沿海城市设置邮局。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公然在广州设立了第一个“英国邮局”，开外国侵略者在华开办邮政之先例。这种邮局被软弱的清廷称为“客邮”。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五日（1842 年4 月15 日），英军侵略头目在强行占据的香港岛上开办“香港英国邮局”。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以香港为基地，迅速在五口通商口岸地区开办邮局，法国、美国、日本、德国、俄国也竞相效尤。它们以中国没有邮政机构为借口，使“客邮”数量不断扩大，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客邮”机构，包括野战邮局、代办所之类，日趋增多。设置地区则由通商口岸逐渐推向内地及边远地区，乃至新疆、西藏、云南、黑龙江等地都有了它们的机构。据不完全统计，到1918 年止，各国在华“客邮”机构已达340 余处，其中最多的是日本和俄国。
这些“客邮”机构，设在中国领土，却行使本国的邮政章程，按照各自邮资标准，贴用西方流通的邮票办理“客邮”业务。它们除收寄本国侨民信件、包裹外，还收寄中国人发往国外的信件、包裹，乃至收寄中国国内各地① 《大清会典》卷51。又见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第81 页。② 孙君毅编：《清代邮戳志》，第4 页。
的互寄信件。它们的邮件均用本国邮袋装运，往往不让寄包裹者到中国海关接受检查，偷漏官税；尤以此为掩护，大肆从事走私、贩毒活动。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江海关税务司检查上海英国邮政分局一处收发的小件包裹，几天中就发现“内有吗啡一项，估值银3579 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