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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乡民之拆线；山西霍山乡民之毁杆；湘省澧州民误以电线为外人所设，集众毁弃；陕之长武、乾州、醴泉、邠州、永寿，甘之泾州、平凉等处，人民谓旱疫为电线所致，拆毁殆尽”①，一直到义和团时期，电报再次遭到损害，致使“京师至保定电线先为所毁，京津、京德继之，山西、河南又继之，驯至晋、豫、直隶、山东四省境内荡然无一线之遗，南北隔阂，中外阻塞，消息不通者数月”②。然而，电报作为先进的通讯工具以其迅速、准确、便捷逐步征服了民众，到清末官民“咸知电报之利，或本无而创设，或已有而引伸，其尤要之区则陆线、水线兼营，正线支线并设，纵横全国，经纬相维”③，形成涵盖沿海、沿江，与铁路相表里，遍及除西藏以外各省区的电报通讯网络。与此同时，中国电报通过与各国接线，已使电报直达欧美、日本、俄国、朝鲜、东南亚等地。
清廷对电报的投资、管理，主要仿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电报总局初设天津，后移上海，各省或设分局，或设局自办，均以官督商办为主，即由商人集资入股兴办，由各级官府督责。但对工商萧条、贫瘠之区，特别是边防、海防要地，由于商股不愿投资，财主要靠官方筹资兴办。总之，大体以官督商办为主，以官办为辅。各地线路则往往商线、官线交错相连。及至全国线路基本造成之际，清廷见电报有利国防、外交、商务，又见商股获利颇丰，遂拟将商股收归国有。初，袁世凯督北洋，在清廷支持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公然宣告拟吞没商股，收归国有，引起商民强烈反对，有的甚至将股票转售外商，引起严重交涉。清廷不得已，以更换电局头目而告终。邮传部设立后，再次推行国有政策。最初，邮传部拟每百元电股给值一百二三十元收赎，激起股商强烈反对，各地股东纷纷痛斥清廷吞并商股的行径，清廷不得不让步，最后以180 元1 股收赎，才渐渐平息风潮。电报收归国有后，电政虽归于邮传部统一管理，但电报并无明显发展。相反，电报经营混乱，通讯质量下降。清廷靠借外债收赎商股，反使电信事业与帝国主义列强勾结更为紧密。此外，八国联军侵华以来，列强乘机在京津、山东、东北等地或强占中国电局线路，或擅自架线，使中国电讯主权日渐丧失。后虽经多次交涉，但收回权益颇为有限。
辛亥革命后，电报归民国交通部管理。1913 年划全国为13 个电政区，各设相应机构。交通部颁布一系列章程条例，开办诸色特种电报，逐步完善电报挂号和电报随到随送制度等，并从1912 年6 月起减收报费。然而，随着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军阀割剧为雄，电报统一已名存实亡。军阀间争战对电报线路、设备肆意破坏；各地邮局官电、军电充斥；军阀又纷纷截留电费，而电局内营私舞弊、挥霍公款有增无已，列强乘机进一步侵蚀中国电报主权，致使电报业受到巨大损害，影响了它的健康发展。
电话电话（时称“德律风”，英文Telephon 音译）是比电报更为直接的通讯① 《清史稿》卷151《交通志·电报》。
② 《清史稿》卷151《交通志·电报》。
③ 《清史稿》卷151《交通志·电报》。
工具。自光绪二年（1876）贝尔的第一部电话机在美国问世以来，迅速被欧美各国所采用，成为与电报相辅而行的工具。
电话最早被引进到中国的上海租界。光绪七年（1881）夏秋之际，上海丹商大北电报公司、英商东方电报公司、美国旗昌洋行等，先后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申请在两租界内经营电话业务。大北公司最先获得批准，旋即树杆挂线，设置电话交换所，于光绪八年正月初四日（1882 年2 月21 日）正式租机通话。当时，该所拥有二三十家用户，同时还为用户架设不通过交换所转接的对讲电话。同年三月，由英国电报技师别晓拨主持、立得尔洋行为代理人组成的英商上海电话互助协会也得到批准，使第二个电话交换所宣告开业。光绪九年，英国伦敦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将两个电话交换所并归己有，一直经营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宣告停业。此前，由于该公司服务质量不高，引起用户广泛不满，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乃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新招标，被瑞典斯德哥尔摩埃立孙电话公司上海经纪人欧伯格为经理的英商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中标承办。
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在青岛设立邮电局，除经营邮政、电报外，开始在市内经营电话业务。此后，德国相继在汉口、烟台安装市内电话，由当地德国邮电局经营①。
电话传到中国后，并没有得到迅速推广。究其原因，大约有二：一是已有电报在先，电话并非为军事、国防所急需；二是费用较高，当时一架话机年租费约需银元100 元左右，推广有一定难度。但是其直接对话的功能却为电报所不及，久为中国官绅所羡慕。为使电话事业为中国所有、所用，光绪二十五年电政督办盛宣怀以发展电报已具规模，开办电话不可再缓，致为外人觊觎为由，奏请招商试办德律风。他称：“惟有劝集华商资本，自办德律风，与电报相辅而行，自通商口岸次第开办，再以次及于各省会各郡县，庶可预杜彼族觊觎之谋，保全电报已成之局。”①旋奉旨“依议”，奏准电话归电报总局兼办，逐步推广。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大举侵华，给我国北方，特别是京、津地区造成空前灾难。电话事业难以开办。丹麦人濮尔生乘机在天津租界架设电话，沟通天津与塘沽及北塘的电话联络。次年，又把电话线延伸到北京，使北京、天津拥有了长途电话。他还在北京城内擅自开设电话业务，用户主要为各国驻华使馆及部分衙署府邸。为收回电话主权自行开办，北京电报局总办黄开文于光绪三十年（1904）开始向濮尔生交涉，要求收回。后经多次协商，以5 万元为代价，并以聘濮尔生任“顾问”3 年为条件，于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一日（1905 年5 月4 日）将其北京、天津两地电话设备收买自办。在北京灯市口租民房1 所，设立北京电话总局；在天津闸口租民房1 所，设立天津电话总局，从此京津地区有了中国自主、自办的电话业务。所用设备为磁石式交换机。光绪三十二年，天津电话总局将电话发展到租界之内。与此同时，在清廷招商承办电话政策推动下，各地或官方承办，或招商承办，从光绪二十六年到三十二年（1900—1906）先后在广州、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武汉、上海、太原、沈阳等城市，自行开设了市内电话，方便了信息传递，使电话业务有了初步发展。
① 《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14 页。
① 《愚斋存稿》卷4，第3—4页。
当时，由电报总局在广州、北京、天津等地用于筹设电话及常年开支费用虽然较大，但目的在于渐开风气，逐步推广，以收利权。无奈多年以来，“各通商口岸洋商，在租界自设电话，久已无可争辩。又往往以接至内地为请，侵夺权利，莫此为甚”①，严重阻碍了我国自办电话事业的发展。其间，虽经中国电报总局坚持拒绝，然而中国政府并未明定办法，以至防范殊难。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督办电政大臣袁世凯遂上奏请旨，“声明：中国电话准归电局经办。除通商口岸已设之电话外，无论何地何人，凡未经中国政府及电局允准者，概不准擅设电话，以保电利而维主权”②，从而将全国开办电话大权收归电报总局，并以此遏制外商擅设电话的侵权行为。这一举措对维护电讯主权、发展自主电话不无裨益。但是，清廷当时财政竭蹶，根本无力投资；其后北洋政府亦多靠借债度日，因此，靠政府投资发展电话业务遂成空谈。此后，只是在一些中小城市中商办电话有了一定发展。
无线电报无线电报是比有线电报轻巧便利、随地可设的通讯工具。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意大利人马可尼试制成功后，欧美各国军舰、商船及军、政、商等机构竞相配置，迅速推广，成为取代有线电报的有力通讯工具。
最早在中国使用无线电报的是西方列强。据说，光绪三十年（1904）初，法国就在秦皇岛高地设立了无线电柱。不久，被日本、俄国先后用于在中国辽沈地区进行的日俄战争中。光绪三十年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