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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荷接眼浑生爱，恶竹横胸定欲裁。
气类试看潘正叔，衰年异地莫轻哀。
章士钊的朋友，也是《孤桐诗稿》的保存者李根源在这首诗的后面注解为：“先生与陈独秀文旧笃，故赠诗颇多。鹤山坪在江津县，距飞仙洞甚近。正叔谓潘赞化。”〔1〕
潘赞化，安徽桐城人，曾与陈独秀共同组织爱国学社，辛亥革命后担任过芜湖海关监督。著名画家潘玉良就是他的小妾。他也是章士钊、陈独秀二人的朋友，当时在江津国立第九中学做总务主任，陈独秀的小儿子松年也在他手下工作。他喜爱诗文，写过不少诗词，经常造访陈独秀府。章士钊正是通过他不时了解到陈独秀当时状况的。在这首诗的上半首中，具体写了陈居住的环境：江边，面对飞仙洞；风大，仿佛看到鹤在云中翱翔，不乏刚毅坚强的精神。下半首则以潘赞化勇于面对现实，在抗战艰苦条件下尽心作力所能及的工作精神，安慰并鼓舞老友不要悲哀。
当潘赞化又写了《访仲子鹤山坪》诗后，章士钊马上赋诗一首《和赞化访仲子鹤山坪依韵》：
江津已是楚人隈，百里乡音狎往来。
犹向林丘寻旧雨，各禁云鹤试诗才。
布衣卅载欣无恙，大驽千钧孰为开？
知我向平情未了，愿隳门弟自相媒。〔2〕
诗中写出了想到江津访问旧友共述友谊的心情，以及相交三十年欣喜无大病的相互安慰。“大驽千钧孰为开”原注是说潘赞化多力。潘曾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并帮助柏文蔚改组杂牌军，是一个孔武之人。最后一联则是对潘而言。向平，东汉时人，隐居不仕，子女婚嫁完毕即断绝家务，遨游五岳名山，后来不知所终。所以俗称子女的婚嫁为向平之情。当时章士钊的长子章可年已不小，但婚姻一直没有解决。“向平情未了”就指此。潘爱章可之才，多次为之作媒，但终没有如愿。
章士钊的这些诗，陈独秀都读过。追往忆今，感慨万千，他对朋友们的友情非常重视与感激。不久，他写了《简孤桐》诗一首：
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
干戈兮满地，何处着孤身。
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
与君共明月，起坐待朝暾。〔3〕
陈独秀的这首诗在怀念友人的同时，又写出了在战乱中无处安身的痛苦。贫病交加是当时陈独秀真实生活的写照。包惠僧在回忆录中说：“他们院里堆了一大堆土豆，是陈独秀和潘女士种的。他们用的家具是些破桌子破椅子，生活很苦。”〔4〕但作者并不悲哀，而是更加珍惜友情。“与君共明月，起坐看朝暾”，表达了多少的无奈与期望。
收到陈独秀的这首诗后，章士钊很快写了《答独秀》的诗：
仲子绝豪望，独居鹤山坪。
闻看岭头云，偶作寄友诗。
世局未可闻，病久却相宜。
总持静者心，收摄一切奇。
往事在俄顷，后事吾岂知！
还讯山中人，尔鹤吐何词？〔5〕
与陈独秀相比，章士钊当时处境要好许多。他住在上清寺军事委员会的招待所里，受到贵宾般的招待。虽然无所事事，但生活有保障，并得以与国民党上层多有联系。但他毕竟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对时局的发展并不了解，因此这才有诗中劝陈独秀“世局未可闻，病久却相宜。总持静者心，收摄一切奇”，以及不知今后战事怎样发展的反问。
（二）
写过这首诗不久，章士钊觉得陈独秀的处境实在太差，又患有多种疾病，需要改变环境才行。尽管章士钊当时的处境已经远不如在上海做律师之时，他只是国民政府的客人，抗战时期，生活也非常艰苦，但在给陈独秀寄过少量的钱后〔6〕，却便像其他朋友一样劝陈搬到好一点的地方居住，并写诗《劝仲甫移居》：
山中消息使我惊，血如山重耳雷鸣。
深山寒气不任受，友劝移居非恶声。
记否昌寿里中味，黑衣白虱相纵横。
抹除四十年间事，尔我再起同笔耕。
连床虽无苏张伴，老潘隔江仍可面。
溥泉官大不可唤，沐波勤勉定常见。
干戈满地两秃翁，几时聚散何须算。
嚣俄小说应重翻，快来与我共笔砚。〔7〕
这首诗写得具体形象，情文并茂。诗的开头对听到陈独秀的险恶的近况表示惊奇，认为朋友们劝他选择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居住并不带有恶意。然后追忆过去，称二人友谊深远，今天仍可在一起写文章。我有一间专门的房子，有空地让你来住。现在虽然情况不同了，苏曼殊早已去世，再也不可能有1914年在日本时与苏、张连床在一起休息的美好过去，但潘赞化隔江相住，可以随时见面。张继官当大了是不好叫他来，但另外几个人则可经常聚在一起。诗的最后提出了你可以重译苏俄小说的事，对两人的重聚充满期待。
不知什么原因，陈独秀最终没有到重庆与章士钊同住，但从这首诗中可见章士钊对朋友的情真谊切。这以后，章士钊一直十分关怀陈独秀的一切。当陈的住所在1940年8月被盗后，他又写了《独秀遇盗诗》：
乱世百不道，盗道亦互轻。
朱门不敢动，翻劫鹤山坪。
坪中伊何人，寂寞一陈生。
陈生旷无有，残稿东西横。
并此且略去，赋意吾难名。
恭元不可贺，好爵非所萦。
吾异洛阳守，贼曹非所令？
聊以诗慰之，为媵故旧情。
此情不可市，敢曰子惊。〔8〕
这以后，章士钊又多次写诗寄陈独秀，以慰问这位老友。当陈独秀被盗之物被送回来后，章士钊又专门写诗寄给陈独秀以表示慰问。
抗战艰难时期，不仅像陈独秀这样的人生活艰辛，连挂有国民参政桂冠的章士钊生活也极为艰难。他先是住在一个招待所，后因为日寇的飞机轰炸，只得四处流浪。陈独秀了解到章士钊的这一情况后，写信来安慰。对此章士钊深受感动，还专门写了《独秀书来以吾寓被轰炸为忧》：
饭颗山头讯，浑疑禹穴荒。
盯猜应不远，欲杀似难防。
人鬼艰为界，虫鱼愿徒乡。
洞门新活计，歧路旧佯狂。
贾谊欲无舍，周顒何处墙。
卌年梅福里，回首自凄凉。〔9〕
在其他诗中，章士钊还感叹“秃翁森两个，隔水话无成”，希望“吾意亲灵岳，平生本楚囚。应须同放棹，一访石船秋”；“我行入衡岳，频梦相扶持”〔10〕。
（三）
陈独秀早年受尼采影响较深，他在《敬告青年》中引用过尼采关于“奴隶道德”与“贵族道德”的论点，在《人生真义》中强调过尼采的人生观，即“尊重个人的意志，发挥个人的天才，成功一个大艺术家，大事业家，叫做寻常人以上的人，才算是人生目的，什么仁义道德都是骗人的鬼话”〔11〕。但经过多次打击后，尤其是到江津鹤山坪后，陈独秀的超人气概早已荡然无存。“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是潘赞化对他当时最恰当的评价〔12〕。陈独秀除了偶尔在报刊上发表一点文章，以贴补生计外，生活主要靠北大同学会资助，也间或得到别人的援助，杨鹏升就是其中的一个。杨鹏升本来与陈独秀并不相识，只是仰慕陈独秀的名声便经常接济他。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当杨鹏升要求陈独秀为他父亲作墓表时，陈独秀不仅满口答应，并请胡适、章士钊等为之撰写。但由于种种原因，胡适没有写，章士钊也没有写，为此陈独秀很有意见，对人说：“适之字疏，行严性懒，都难。”〔13〕章士钊听到此事后，写了《独秀书来促写杨鹏升父墓表》：
懒性从来作答迟，多君笃老重风期。
剧伤羊祜碑仍□，为识扬雄字失奇。
笔债偿从积薪后，作家误被隔怜嗤。
恰逢湘水归休日，定与书成当去思。〔14〕
在这首诗中，讲到了近代史上一件重要事。这就是黄兴去世后，归葬岳麓山，碑文原来请蔡元培作，而蔡元培又等章士钊提供黄兴的行状，一误再误，故有碑无文。章士钊以此事来说明他没有写的原因，并表示从桂林归来后一定会写，因为当年章士钊有到桂林一游的打算。
其实早在南京时期，陈独秀也曾向章士钊索诗，这就是1934年冬章士钊写给陈独秀的《诗二首》：
夜郎流客意何如，犹记枫林入梦初。
夙鄙诸生争蜀洛，那禁文网落吴潘。
议从刻本威奚在，煎到同根泣亦徒。
留取心魂依苦县，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