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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虽然传媒作为总统的主要对手,扮演了反对派角色,但美国总统还是对此表现了充分的尊重和谅解。《独立宣言》起草人、政治哲学家杰斐逊尽管在其任职期间曾经被报界所激怒,但还是说:“如果让我来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应该有一个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因为“最终的安全是在新闻自由之中”。
相较掌握着强大财力、物力以及军队和司法的政府或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传媒实际处于一种弱势地位。政府或公众人物不仅能够掩盖其犯罪和渎职行为,而且会以诽谤罪扼杀新闻自由。特别是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里,“真实性越大,诽谤罪越大”。如果媒介因为他们的失实报道而被判赔偿,最终必将关门破产,媒介将不再敢报道那些敏感、暴露但又不一定确凿的新闻,结果,人民将失去知道真相的机会,自由社会将失去一个必不可少的“安全阀”。所以,德沃金说,新闻自由以“将新闻界的权力与政府和其他有权势的机构的权力相比较为基础的”。只有对新闻媒介的错误采取有限制性的赦免,才能发挥其监督、制约作用。现代史上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如果没有上述保障措施,美国的“水门事件”就不可能被传媒首先揭露,从而致使尼克松总统被国会弹劾下台。
传媒自由不可避免、也令人遗憾的会带来某些消极现象的发生。例如,选举中对对手的诋毁中伤,往往使被攻击者名誉扫地;前述的对政治人物的不公平言论;传媒对犯罪事实的报道,往往点燃公众情绪,给公平审判造成困难……但这丝毫没有动摇美国社会对新闻自由的信奉,他们清楚,这是自由社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实际上,在实践中,虽然宪法不允许国会通过任何剥夺出版自由的法律,但正如前述;对出版自由的权利还是作了某种限制:对事前约束的极少数例外;公开发表可能引起暴乱的辱骂性种族歧视文章;国会授权总统建立密级分类制度,任何人泄露被确定为机密的信息就是犯罪。但与此同时,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一些对此类文章控制必须遵循的限制性原则:恶劣倾向原则;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原则。即控制此类文章的法律不得应用于任一特定事件,除非政府证明;限制此类文章是避免迫在眉睫与严重的实际祸害所绝对必要,才容许定性为非法,限制出版发行。关于保密问题,在《纽约时报》等传媒关于一起五角大楼泄密案中,最高法院对维护新闻自由做了里程碑意义上的判决。大法官斯图尔特写道,政府有责任考虑必要的保密措施和保密分类,这种措施和分类应该有道德的、政治的和实际的考虑,但是不能变成为了自己而过度保密。布莱克门大法官写道:“以牺牲代议制政府知情权为代价来保护军事和外交秘密,不会为共和国提供真正的安全。”道格拉斯大法官写道:“政府内部的秘密性,本质上是反民主的,是在维护官僚系统的过错;对公共议题的公开讨论和争辩,对我们国家的健康,至关重要。”上述限制本质上讲遵循的是中立原则,也就是说,根据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从抽象意义上讲,一切出版物都可以自由发表,是必须加以保护的消极自由。如果从美国宪法的角度来审视,上述限制是违宪的,那么用美国大法官们的话说,这种法律“不仅仅付诸实行是违反宪法的,就是对言论造成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效应’也是违反宪法的”。它不能被用来证明限制自由发表意见的正确,而是人们对某种现实的、迫在眉睫的危害所作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
必须指出,虽然美国两百多年前的宪法确立了新闻自由,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言论自由权仅仅被认为用来反对“先决约束”,即政府不得阻止公民按其意愿发表文章或讲话,但如公民发表的出版物具有进攻性或危险性,政府就有权力在出版物发表之后惩罚他们。因而,美国早期曾以煽动罪法案,把对国会成员或总统故意发表“虚假、中伤和恶意的”报道定为有罪。著名大法官霍姆斯也曾判定一个抨击法官的编辑的蔑视罪成立,他说,如果新闻报道之陈词对司法程序有害,即使它们符合事实也要受到惩罚。前已述及,美国也曾颁布过《煽动叛乱法》,禁止人们鼓吹推翻政府并企图使其实现,禁止以不忠的企图散发教人或劝人以暴力推翻政府的材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高法院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言论都可得到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保护,宣布第一条宪法修正案并不保护“争斗之词”,因为这种言论引发直接的暴力;也认为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也不适用于有关色情或私人的诽谤诉讼……这些法律或判决都先后被推翻或摒弃。就是说,美国的传媒自由与人类的其他自由价值一样,是一个逐步被人们认识、接受的过程,其内涵也是不断深化、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而这是与他们的不懈努力和英勇斗争分不开的。因此,我们也不应相信美国已彻底实现了传媒自由。最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著名记者阿内特因评论伊拉克战争而遭解雇,就是对传媒自由的践踏,为他们的新闻史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因此,传媒自由仍然需要人们努力去捍卫。
岁寒然后知松柏
——章士钊与陈独秀晚年的友谊
? 丁仕原
陈独秀和章士钊都是近代著名人物,两人曾是好友,也曾产生过龃龉。抗战时期,他们先后来到陪都重庆,过上了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生活。正是在这里,继南京陈独秀被捕后,章士钊主动担当陈独秀的义务律师,又开始了新的诗文唱和。只是由于陈独秀1942年过早病逝于江津,他们这一段交往的时间并不长,留下的诗文也不太多。但从保留下的诗文中,我们仍可以看出当时生活的艰辛与文人之间友情的珍贵,更可从中窥视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华民族的宝贵品德。
(一)
1937年8月陈独秀从南京出狱后,经武汉,于1938年7月到达重庆。为生活所迫,不久迁往江津县城。翌年5月又由江津县城搬往离城很远的偏僻山村鹤山坪杨宅居住。章士钊则是摆脱了昔日的朋友当时的汉奸们的纠缠后,于1938年2月由香港来到重庆的,并在到达重庆不久后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开始山城的生活。当他得知陈独秀到鹤山坪居住后,很快写下了《怀独秀鹤山坪》:
幽人忘老住江隈,门对飞仙洞口开。
狮子风翻千里吼,鹤见云送近山来。
清荷接眼浑生爱,恶竹横胸定欲裁。
气类试看潘正叔,衰年异地莫轻哀。
章士钊的朋友,也是《孤桐诗稿》的保存者李根源在这首诗的后面注解为:“先生与陈独秀文旧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