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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话，既无真实又无新意，这样，那些记者又何尝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何不坐在办公室向壁虚构一番，反正都是谎言！〔1〕
莱斯1955年曾经访问中国，七十年代又作为比利时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来到中国。尽管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总是被隔离的，但是时间久了，他还是能够发现问题。西方人热情歌颂的富于乌托邦式的创造精神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空前的破坏行为，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而且是对文明本身的破坏。中国人目前生活在一种文化空洞中。全国只有四至五部小说，五至六部样板戏，七至八部电影，大多数博物馆图书馆都关闭了。除了批斗会、政治游行之外，没有什么集体活动；除了三顿饭之外，也没有什么家庭生活；除了生理特征外，没有个性。西方人赞扬中国创造了一个平等的社会、高尚的人。而莱斯发现，中国只有高尚的人的“标本”，没有人……〔2〕
《中国阴影》是一部标志性的、扭转潮流的著作。莱斯笔下的中国形象，完全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邪恶中国形象的继续。似乎那个邪恶的红色中国形象从来就没有改变，只是一度从西方视野中消失了，或者被涂上一层明丽的色彩掩盖起来。“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改变中国社会政治，反而将其极权特征发挥到极端。
《中国阴影》又是一部改变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书。该书1974年在法国出版，1977年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同时《纽约图书评论》大段大段地摘发其中的章节，对西方世界影响极大。
一本书是否畅销，往往并不决定于该书是否具有独到的发现或独创的观点，而在于该书恰入其时、恰在其地、恰对其人地问世，所谓时势造英雄。仔细阅读《中国阴影》，从书名到内容，均无多少新见。《中国阴影》中谈到的种种问题，包括“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在五十年代邪恶的中国形象与同时代的报道中都出现过。而莱斯一再强调的中国官方的对西方旅行者严密的控制与精心策划的“蒙蔽与欺骗”，在西方也不是新发现。1956年美国医生A。M·丹莱普（A。M。Dunlap）出版他颇有影响的《竹帘之后》〔3〕，就试图根据自己的在华经历揭露被中国精心掩盖的某些“残酷的事实”。罗伯特·吉兰也谈到过隔在他与中国人之间的“竹帘”，他说自己在中国采访，一切都是中国官方安排好的。1964年瑞士记者斯塔奇在《大墙之内的国土》中沿用了丹莱普的比喻，他说中国除了那道著名的长城之外，还有层层叠叠的无数道无形的墙，将中国紧密地包裹起来，与外界彻底地隔离开来，那些无形的墙“委婉地说就是所谓的‘竹帘’，但这种‘竹帘’比铁幕更严密”。从签证、旅行社到陪同你的翻译、会见你的官员与群众代表，所有这些手段与人，实际上的作用都不是让你看到什么，而且是想方设法让你看不到什么，或者说，设法只让你看到他们希望你看到的东西。任何西方人只要一进入中国，就进入了一种真空，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是为你导演好的〔4〕。
《中国阴影》既无多少新视角，又无多少新内容，它之所以能够畅销，并改变人们关于中国的印象，那是因为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又推到极端，越来越好的与越来越多的消息，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我们以接受主义的观点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演变，文本与大众的接受期待视野是互相创造的，而所谓的中国形象，就产生于文本与大众期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尼克松访华将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在美国推向高峰，其间并非没有负面报道。随尼克松一同访华达八十七人之多的庞大的新闻代表团中，包括许多老中国通，其中就有著名的专栏作家、著名的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与西奥多尔·H·怀特（Theodore H。White）。在随后美国媒体掀起的“中国风暴”中，这两个人的观点与报道内容就完全相反。怀特做的报道，如著名的“成就总统”系列，多是正面的。他报道红色中国取得的巨大的物质成就，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将中国描述成一个高贵纯朴、勤劳奉献、大公无私的道德理想国。怀特的报道影响广泛。而他的同伴巴克利就不那么幸运。巴克利与怀特的观点正好相反，他报道“新中国”最大的成就就是对人的奴役，中国依旧是世界上最大最恶劣的极权国家。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人注意也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说法。美国读者们都在想象他们的总统前往访问的是一个无私无畏的民族，平等幸福的国家。没有人还愿意听巴克利重复五十年代邪恶中国的陈词滥调〔5〕。巴克利的报道受冷落是因为他不合时宜。在现代社会中，媒体报道或一般文化作品，都是大众趣味的消费品，只有那些迎合、实现这种趣味或表面奉迎暗中引导大众趣味的文化产品，才能被广泛接受。五年以后，美化中国的新潮达到高峰后迅速下落，人们开始注意那些“带回坏消息的人”，也开始听他们的话。《中国阴影》可谓是应运而生，因时而红。现在有人愿意听中国的坏话了，而且也发现，《中国阴影》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而且愿意相信的东西。
在西方的想象中，始终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人民丰衣足食、社会安定团结、道德高尚纯朴的美好的乌托邦式的中国，另一个是饥荒动乱、暴政恐怖、堕落邪恶的中国。七十年代中后期，西方开始清算美好的中国形象，后一个中国再次取代前一个中国。
二
西方清算美好的中国形象，从经济与政治两个领域开始。经济领域的核心事件是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政治领域的核心事件是六十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
六十年代初那场饥荒的消息当时就传到西方，相应的报道除了在美国外，其他地方很少引起注意。当时正值西方的中国形象“好转”的时候，有关中国的反面消息，大多令人将信将疑。而且很快就有人出面证明，相关报道夸大了事实，像费利克斯·格林或埃德加·斯诺这样的名人都声明，在中国自然灾害的确存在，但没有人挨饿。这场灾荒恰好成为红色中国政权的合理性与优越性的注脚。政府有效组织的救灾活动使大灾之年没有饥民！随着六十年代后期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逐渐确立，关于那场饥荒的不幸消息，也就被掩盖淡忘了。1976年5月，著名的《世界观察》杂志发表了伦敦夫妇的长文《另一个中国》，令人震惊。该文第一部分：“饥饿：三面死亡红旗”，通过来自中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接受采访者的口述，证明1960～1962年间确实存在着可怕的饥荒，而且这场饥荒在中国不仅被人为地造成，又被人为地掩盖。文章开篇道：“中国那些漂亮的开放性城市和富裕的专供人参观的公社制造了一个安逸平静的假相，在这个假相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混乱不堪的国家。”这个国家“饥荒大行其道”，“乞丐从北方流向南方”，“三年之内有五千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造成的疾病”。不仅这种灾难是事实，造成这种灾难的是乌托邦式“大跃进”政策，也是事实。三年灾害，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狂热的三面红旗，实际上是“三面死亡红旗”〔6〕。伦敦夫妇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反思西方的中国研究的问题，称“我们怎样才能了解中国？”为什么总误解，为什么总是受蒙蔽，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伦敦夫妇说西方的中国研究患了“精神分裂症”：“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时候总是歧路重重，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类似于精神分裂的时刻，事实上，在上面两篇文章中我们已经开始描绘一个被阴影笼罩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与另外一个阳光普照的中国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这个描绘的过程本身也像是精神分裂。这两种形象是如此强烈地不可融合……”
伦敦夫妇此文发表，正值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又一次转折的关口。他们希望从此以后，西方的中国形象避免精神分裂，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分析判断上。首先，眼见并不为实，其次，所有的资料必须经过对证、分析……西方拆解美好的中国形象，多从经济政治两方面入手。饥荒证据解构了“巨大的物质进步成就”的神话，“文化大革命”的暴露又解构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质朴”的神话。从七十年代末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一直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最重要的主题。它开始于七十年代后期西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