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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那里，也得到了回应。
黄仁宇去过缅甸前线，在驻印远征军中任过职。作为一位下级指挥官，他亲眼目睹过中日两个国家在残酷人肉作坊中无情搏杀的惨景，其腿上还留下了日本枪弹创造的伤痕。他因此恨日本人，认为那是一群野兽。但是，后来流亡美国并成为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在二战之后参与代表国民政府的对日受降工作后却慢慢改变了思想，即有几件事给他带来了很大触动。他以参谋身份在监督已投降的日军六十一师团修复沪杭公路时，曾一度担心战俘与当地居民之间会起冲突，“不过，什么事都没发生”。有一次，一些日本兵在户外生火，不慎烧坏了一户民宅的茅草屋顶，结果，一整团的日军绝食一天，省下伙食费赔给屋主并相与和解。这件事使他意识到，这些战俘负起责任赔钱时，“善意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而另一次的“亲眼目睹”，则更令他生出无限感慨。他去看望作为“监工”的一位中国张姓上尉连长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位曾在战场上与日本人“分外眼红”的中国军人，竟然和三四名日本军官，勾肩搭背从旁边村中惟一一家餐厅中回来，呼吸间仍有酒气，那晚是张上尉自掏腰包，并可能花费了半月薪水。黄仁宇因此明白过来：“我深信这个受过不多教育的上尉心肠太好，我也了解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要素具有持久的活力，展现在老百姓的对外关系上。”回忆录的编译者也对黄仁宇作出如是评说：“他承认自己最初被教导恨英国人，后来恨日本人，再来是俄国人，但最后他全部与他们为善。在所有的人士中，他将他目前的心平气和归功于东北的俄国大使馆员，因为后者阻止他枪决一名行窃的中国士兵。”
芮恩施公使对中国社会的其他一些描述，也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这样的感想：不仅古希腊圣贤所说的认识自己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就是认识看起来熟悉无比、自己所处的国家民族，也都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情。他从中国军阀的低微出身中发现，“这的确是中国人的生活具有民主原则的强有力的证明”；他从北京居民即使在炮火声中也能保持悠闲的态度里，感觉到“中国本身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的国度”，尽管这也造成了现代生活的缺陷，因为“在这些个人主义者中间还没有产生一致的民族意识，没有天生的爱国思想，也没有个人对他们的政府克尽责任的传统习惯”；他从中国人对传统仪式的迷恋里，醒悟出中国人“有着爱好音乐的本能”和在生活中充满了人情味，尽管这一点今天未必尤是；他还在与北洋政府要员的交往中，察觉中国人的处世在圆滑温和的同时，也并不是一味卑屈顺从，而是“在讨论时总是保持着自己完全独立的见解”，并说这种令人惊奇的态度“是几千年社会训练出来的”。
芮恩施的另一个“发现”还特别有助于澄清当下我们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大误解。在五四运动前夜，他在日本加紧控制中国，美国对此不闻不问的情势中观察到：“中国人民对这一切（指国内外纷争——本文作者注）感到厌倦。事实上，中国的分裂只是表面上的，政治上的纷争并没有渗透到人民生活中去。他们继续平静地勤勉地生活着，毫不关心政客们喋喋不休的争吵。中国的革命和独立宣言或许会传播于世，世人也许认为中国已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中央政府突然在大地上消失，中国也不会受什么影响。但是长期不断的政治冲突却使外国阴谋渗入国内纷争之中，其反应倒是很危险的。”这不能不说正是传统中国社会有着强大自主性的一个表现。在政府权力之外，传统中国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也许并非如我们现在所说的那样，国家和政府能统摄社会的各个层面，即使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也可能与今天的理解相去甚远：“……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严格而坚强的国家主权和法律的观念。所以地方政府在许多事情上可以独立自主，但有些事情上又接受中央的指导。”这位美国驻华公使断言。
芮恩施是一位美国人，一位外国人在八十年前的中国认识对八十年后的我们已经有些生疏。什么才是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人的心灵，换言之，什么才是中国人？芮恩施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本”，这个“文本”不一定是准确的，但却无疑又富有启示，它使我们有理由质疑：所有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的说法，都可能极可疑。我们已经过多地接纳了中国自身传统无法参与重建所谓“现代性”生活的说法，非难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也构成了我们的一种传统。对于这样一种传统，我时常感到无话可说。去年此时，在某一出版社举行的图书发行会上，我所尊重的资中筠前辈就说：中国道家文化及艺术生活，于当世仍有不少可取处，但中国文化中的其他内容，则皆已不足道、不可取。恕晚辈的冒犯，我是难以同意这样的说法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乃是一个整体，抽取其部分进行肯定而对其全局进行否定，那实在应该说，还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有曲解、有误读，是还没有深入传统中国社会的生活世界和中国人的心灵去的。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也许，更为可怕的倒已不是诟病和非难，而是遗忘和冷漠。谁还愿意去思考“中国”、“中国人”、“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文化内涵呢？一方面，普遍的物质化、消费主义解构了一切认真的文化探讨，另一方面，翻译语言也统治了我们的头脑，我们已习惯于一套外来的言语方式，除此之外我们无法说话。我感觉这已几乎是我们的文化宿命。去年七月底八月初，在三峡一带徒步旅行，最后一天来到白帝城，在赤甲城上坐下歇息的时候，望着瞿塘峡随天际而去的滔滔江水，想到峡壁上抗日将军的大红刻字，连同一路看过的屈原祠、张飞庙、大溪文化遗址等，马上就将统统沉入水底而成为往物，那一刻，我再次重重地陷入了无话可说。我们就是这样在对待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遗产的！这也一直影响到了最近我在上海开会的情绪，邀请与会的许纪霖老师含蓄地说，在会议场合缄言的人，是“沉默的傲慢”——不巧我也是惜言如金中的一个。我是生来口拙、很不擅长用语言来表达想法，二来也是感觉说不出什么，只要是说出来的，就可能会是错话，会言不及义。所有关于公平、正义、自由的说辞，我越来越觉得它们都有些“异己”，与我们的生活好像不太相干，我故此难以对它们说出个所以然，只能不说。不说，也是因为我不断加深地意识到：对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度，这一块乡土，它自身本来就有一个对于自己的言说，它一直在无声地存在着，期待着我们用心去感受。
（（美）保罗·S·芮恩施著：《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黄仁宇著：《黄河青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世纪末的中国形象：莫名的敌意与恐慌
？ 周 宁
在二十世纪四个四分之一世纪中，西方的中国形象完成了四次极端化的转变，美好的中国形象取代了邪恶的中国形象，而紧接着新的邪恶的中国形象又将前一个时期的美好的中国形象否定。每一个时代，西方人都对他们构筑的中国形象确信不疑，而下一个时代，他们又对前一个时代的轻信追悔莫及甚至恼羞成怒。
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从莫名的恐惧开始，到莫名的恐惧结束。
一
美国一家报社的记者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虚构了一篇中国报道。事发之后，被老板炒了鱿鱼。莱斯的《中国阴影》就从这件事说起。他认为这位记者实在冤枉，即使他老老实实去了中国采访，又能看到什么呢？什么真实可靠、新鲜独特的东西都看不到。莱斯说，在中国，你看到的永远是中国官僚们布置好的，从你进入中国的那一刻起，你就像进入了一个高效率的“骗局”，你的旅行日程被安排得紧凑严密，几个星期下来，你感到非常紧张丰富，然后就该回去了，而且一定是带着丰富美好的印象回去。于是，一批批的西方记者被请进来，热情款待、紧张旅行，饱餐了各种中国菜与中国谎言之后，又被送出去，他们在中国看到同样的东西，回去又说同样的话，既无真实又无新意，这样，那些记者又何尝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何不坐在办公室向壁虚构一番，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