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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越是写出马善行竭力经营“小寡妇”色情酒吧的精心，就越是无情揭露了台湾六七十年代的所谓“经济起飞”的底蕴下所隐藏的肮脏与血泪。为了赚取美军的钱，马善行这个无耻之徒的确是不择手段，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不仅用所谓富有民族色彩的“小寡妇”去招徕美国大兵，而且从广告、招牌、室内装潢，到酒吧女的化妆、服饰、言谈、举止等所有细节性方面一一对酒吧女进行精心的讲解和培训，让她们把美国人引入高级公寓里的自己的“家”，而且一切都要突出“小寡妇”的特点，以所谓“入乡随俗”来刺激美国兵的好奇心使他们上钩，从而把酒吧办成闻名世界、独一无二的“特种行业”。小说对这个迷信行销企划的新殖民经济下的买办知识分子，的确是极尽讽刺之能事。小说所反映的时代画面相当广阔，采用了写实与幻觉穿插的叙事方式，结构上较好地运用了电影蒙太奇的组接手法和漫画式的艺术夸张技巧，对台湾都市弥漫的新殖民主义文化进行了严厉批判。特别是小说末尾指出，当“越战”以美国的败北，印度支那半岛的统一于1970年初结束之后，台湾恶性发展的色情业也开始走下坡路了，就在“小寡妇”之类的酒吧行将萎缩之际，小说透过马善行又去改营房地产那个“最热门、最赚钱的生意”时说的一番话，不仅再次揭露了马善行精明机诡和见风使舵的丑恶嘴脸，而且暗示台湾的色情行业已赚取到了大笔美国兵的钱，从而使台湾“现在的经济起飞，工商业发达，都市繁荣起来了”，然而，这种“繁荣”却是以出卖台湾妇女的色相与肉体换来的，是以毁坏民族尊严而换得的，有着恐怖的后遗症。酒吧女阿青的经历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阿青在其情人美军黑人士官史密斯因吸毒被押解回国后，不仅摆脱妓女生涯的希望彻底破灭，而且不得不继续用出卖皮肉挣来的血汗钱养活自己和混血儿小黑。许多酒吧女们在侵越战争结束后，成了被美国大兵遗弃的真正“小寡妇”；可是那些真正从这个“特种行业”获利的酒吧老板们，则在越战结束之前就已找到了新的投资门路了。这种种人间不平，实在不能不令人低头深思。显然，小说无论是对民族崇高美德的张扬，还是呼唤民族精神与爱国感情的回归及重振，都流露了一抹世风日下的无奈，展示了对民族意识与爱国感情日趋淡漠而产生的忧患情怀。虽然在1977年前后爆发的那场台湾著名的“乡土文学论战”中，黄春明没有直接写文章加入“打笔战”的行列，但不可讳言，当时论战中提出的许多重大的政治性议题，黄春明早就以他的文学创作提出来了。特别是“乡土文学论战”的焦点之一：关于台湾是否属于殖民经济的问题？黄春明早在“论战”之前与“论战”期间，用他有意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和艺术形象对这个问题做了形象解答，这一切的确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见微知著的洞察力和高瞻远瞩的眼光。
若从小说表现的“反战”意图这个视角来看的话，这篇小说显然也有着特别的意义。虽然说“越战”期间美军将台湾当作“嫖妓”与“度假”的“胜地”，不过小说所刻画的进入“小寡妇”酒吧“买醉”或“买春”的美国大兵都没有被随便塑造成色欲熏心的登徒子，作者反而以同情的笔调将这些美国大兵远离家园、饱经战火摧残的脆弱心灵表露无遗：“史密斯、史提夫、路易、汤姆、比利这五个美国大兵，对‘小寡妇’酒吧里的吧女投注的感情不同于一般声色场所里常见的露水姻缘。他们在酒吧里将自己在战场上的恐惧不安藉由情爱肉欲宣泄而出，待内心积蓄的压力完全释放之后，再重新投入纯真的男女之情。”小说以文学方式批判了美国侵越战争。小说中不仅描写了一个在越南人民战争中草木皆兵的拉锯战环境下一度狂乱、罹患精神性阳痿的美军士兵路易，透过他受伤的心灵揭露美军在越南对平民的强奸和滥杀；而且还透过少不更事的比利和汤姆的醉酒之后以杀人数目向酒吧女们炫耀的谵语，特别是酒醉的汤姆回想起了他在“旧金山顶预备营”执行警卫任务时开抢打死了“反战”的好友荷西的往事，揭露了越战战场上美军在荒谬的国家伦理教唆下，犯下的肆意屠杀越南平民的反人类的罪行，使美国侵越战争的非正义性和非人道性鲜明凸显出来了，激起人们对于这场战争的反思，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到“反战”运动的行列中去。至于故事结束时，所描写的被国家战争机器拨弄，在战场上失臂致残、九死一生的美国大兵比利和酒吧女菲菲两人最后因真爱而走到一起的场景，则体现出了作者对受尽侮辱与损害的弱势群体的一种悲悯情怀。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三章 冷峻的殖民批判——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三阶段
第五节 《我爱玛莉》
70年代中后期，世界经济迅速发展，商贸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台湾，台湾随之搭上了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列车，不少跨国公司相继进入并占领了台湾市场，特别是美国和日本输出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日渐深广地渗透和侵入台湾社会的每一隅。换言之，台湾正在日益深入地沦落为美、日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殖民地”。当时整个台湾皆在快速的转变之中，不仅乡土日趋边缘化，而且传统亦日益没落，全社会不由自主形成了一种贪婪、粗鄙、急功近利的资本主义“市侩文化”，特别是像台北这样的工商业兴盛的大城市中，传统文化与道德的阵地更是不断地迅速沦丧，人性与人心皆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异化，当老板的惟利是图、无视道德，中上阶层一心向往西方式的生活，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甘做洋奴、仰人鼻息，当时的台湾社会确实陷入了一种“全盘西化”的陷阱之中，崇洋媚外，特别是“崇美媚日”已成了一种社会通病，台湾一时间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峻选择？而黄春明的小说《我爱玛莉》发表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时间是1977年9月，当时台湾著名的“乡土文学论战”正处于高潮时期。当时台湾的知识界和文化界的有识之士敏锐意识到了新殖民主义的弊端，大声疾呼回归乡土，重建民族自信，从思想和精神上反思和清算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文化侵略所造成的祸害。黄春明虽然没有直接撰写论争文章投身于这场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乡土文学论战”中去，但他却并不是一个冷眼的旁观者，而是以他擅长的文学的形式，用一系列小说狠狠地讥刺了新殖民地政治经济关系中台湾买办阶级知识分子的荒谬与丑恶，揭露了台湾现实社会中潜伏的深重危机。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买办商人大卫？陈，这是一个异常典型的“黄皮肤白面具”型的洋奴。小说以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激烈冲突和撞碰的台湾现实社会为背景，以其犀利的笔触、愤怒的激情，以及幽深的目光洞察了人物的灵魂，用简练精妙的手法勾勒出人物的丑恶嘴脸，形象反映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人性畸变和人心裂变的危险。
小说一开篇就以“名正言顺”为小标题，迅速将主人公大卫？陈推到前台进行介绍。大卫？陈原名陈顺德，本是一个小地方的初级中学英语教员，来到台北后幸运地抓住了机遇，进入一家美国公司做事，一两年后升任经理，后又抓住机会走进了洋机关，几经钻营，在人事资料上，他年年都有小幅度的升等。大卫尝到了当洋奴的甜头。他以西方生活方式为最高的价值取向，迅速将自己“美国化”，他打洋腔，摆洋谱，甚至甘于扬弃自己的名字，为了讨洋老板的欢心，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英文的“DAVID”，用中文念起来就是“大卫”的谐音，可是他的洋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