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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82页。而由于小说在批判中将上述两方面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这就使得张扬民族尊严的主题变得更为鲜明突出。黄君身上折射出来的这种民族意识当然十分可贵，然而，人们也应看到黄君所取得的胜利，其意义是十分有限的，充其量只是道德意义上的胜利罢了，因为在小说中那些诙谐的笑声背后了隐藏了许多发自内心深处的悲凄。而这恰恰是因为作为社会希望的年轻一代的堕落所引发的。黄君教育和讽刺的那位台大学生，不也正象征了台湾的一般年轻人吗？黄君尽管对他有不少的嘲谑，但之后又如何呢？大部分的台湾青年还不是像这位陈姓大学生一样依然崇日媚外。一代新洋奴又在成长，这样的社会希望何在？这的确是那个年代台湾人的悲情。
当然，这篇充满讽刺意味的小说除了它本身取得的高超艺术成就之外，还有效表达了作者深刻的历史反思和冷峻的现实忧虑。一般来说，最杰出的讽刺文学多半来自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作家。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爱国作家，黄春明小说中的笑谑其实是相当悲伤与刻骨铭心的。人们往往可以看到欲哭无泪的悲怆情节里暗藏着可笑的意味；在那可笑的情节中却隐蔽着令人柔肠寸断的悲愁，因为在这篇小说高度的艺术性背后始终潜流着强烈的历史记忆和殖民地创痕。那么小说主要通过何种叙事策略获得作品现实意义的呢？简言之，小说是通过充分展示新殖民地台湾社会与生活的批判视野来解决这一问题的。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的前殖民地纷纷在民族独立斗争中获胜，为了继续维护和延长前殖民地宗主国的利益，帝国主义改变了策略，放弃了对殖民地直接的暴力统治，转而支持自己培养出来的殖民时代的土著精英，当这些土著精英在独立后掌握了政权，帝国主义就藉这些“代理人”继续维持他们在前殖民地的各种利益，世称“新殖民主义”。在新殖民主义下，宗主国虽然无法完全控制新独立的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机关，对前殖民地进行直接统治；但却可以通过新独立政权中的前殖民地精英资产阶级，经由经济垄断、货币分配、资本转移、文化渗透、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以及西方价值、风俗、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扩散等手段，造成新独立国家或地区人民心灵的再度殖民化，瓦解这些国家或地区人民的民族文化认同。这些都与传统殖民主义所造成的荼毒并无二致。而这一切则引起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知识分子深入探究和反省新殖民主义的危害。台湾是日本的前殖民地，日本虽然在二战中因彻底战败而把台湾归还给了中国，但是战后不久，日本就迅速利用国际“冷战”秩序，重建了其在前殖民地的威权，以新殖民主义的方式再度深入支配与控制台湾。早在1950年开始，日台在美国中介之下，就恢复了日台间的殖民性质贸易关系。60年代中后期，在新国际分工下，日本长期对台高顺差输出，从而以结构性的贸易优势，攫取了台湾对美的巨额贸易顺差。日本资本、商品和商人沿着旧殖民地时代的人脉和历史根基源源不断地向台湾渗透。因此，战后二十五年重登台湾的日本商人的潜意识里，仍将台湾看成其殖民地，他们在台湾商场“趾高气昂”，如同“在他们的旧殖民地上昂首阔步”，的确是自有原因的。这些日本商人对于前殖民地台湾抱持着殖民者中心的偏见和歧视。如果说后殖民理论家萨伊德是以“东方主义”说明了西方对中、近东前殖民地根深蒂固的偏见，那么日本人也始终对其前殖民地台湾抱持着“南方主义”的偏见。日本以“南方”称台湾和东南亚诸殖民地。因此小说中的日人马场之流，对于从农村来礁溪卖身的“很俗气”的台湾妓女发动了殖民性质的色情想象——对于可以前往花莲狎嫖到台湾原住民妓女感到兴奋。若从小说蕴涵的丰富意义来看，贯串这篇小说首尾的，则是日本观光客“集体买春”的特殊消费行为，这构成了故事的主线。在社会转型期间，娼妓业的泛滥乃是一个国际性的现象。这篇小说就透露了关于这方面的若干重要信息：娼妓业已从一国的内部“消费”，扩展为国家之间的民族冲突，特别是昔日的殖民者重新以金钱为手段，去凌辱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妇女，不以为耻，反自得意。这种情况说明殖民主义的幽灵在战后以“经济技术合作”、“文化交流”，以及“观光旅游”等种种方式借尸还魂了。由于小说将新殖民主义者——日本“千人斩俱乐部”成员的“集体买春”行为，定位为侵略和被侵略、日本和中国的二元结构的“问题”，从而使这篇小说不仅如同一把锋利的双面剑，一面斩向日本新殖民主义者，一面斩向台湾人的媚日心态。事实上，这个“千人斩俱乐部”成员此次到台湾的“买春”旅游，用金钱取代刺刀对台湾女性玩“千人斩”游戏，对于这种无视人权、妇女权利的新殖民嫖客的无耻行径，作者不仅对此做了道德上的严厉谴责，而且还是以针锋相对的民族立场在批判它了。
在“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批评理论还没有在台湾读书界流行的70年代，黄春明早就以小说形式将台湾社会中浮现的日本新殖民主义的文化、种族偏见提出来加以批判了。也正因为如此，这篇小说带给人们一种令精神震撼的强大穿透力。虽然小说塑造了黄君这样一个抗争性人物，但他已经完全不同于黄春明以前作品中的人物，他既不忍辱苟活，也不再把希望寄托于未来，而是面对现实，对自己的处境明确表示了不平或不满，虽然他对媚外思想和民族意识的沦丧均持有坚定而鲜明的批判立场，但却也只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利用巧妙方式，对这些披着观光客外衣的新殖民主义者进行灵魂的审判，让他们在历史的罪恶与现实的丑行中看到自己的真实面目而不免心惊肉跳，并在经济上付出更大的代价。当然，这种斗争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的进程与事件的性质，只是暴露了新殖民主义者的丑恶行径，借以呼唤社会良知。虽然黄君在“拉皮条”与“搭伪桥”事件中所显示出的不过是某种自发的个人抵抗色彩，但却很自然地将赞颂民族主义这一主题和批判崇洋媚外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不仅以锐利幽深的眼光洞察了新殖民主义者的丑恶灵魂，而且敏锐地反映了台湾社会转型时期民族主义情绪抬头的历史潮声。因此人们可以这么说：《莎哟娜拉？再见》的问世，不仅将所有中国人胸中的闷气一股脑儿像火山爆发般喷了出来，激起了人们高度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激情，而且也使黄春明的声誉超越了同一时代的台湾作家。显然，就这一点而言，这篇小说的当前意义远比发表当时的价值要大得多。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三章 冷峻的殖民批判——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三阶段
第四节 《小寡妇》
创作于1974年的《小寡妇》是黄春明继《苹果的滋味》之后，又一部以“检讨”美台关系为主旨的小说，不过其间“反战”的意味相当浓厚。这篇小说虽然继续了同一时期的另一部作品《莎哟娜拉？再见》中的商业与色情相结合题材的描写，但是商业色情营销的对象却改变了，不再是象征新殖民主义的日本人，而是参加越战的美国大兵。小说横跨的时段是从1968到1970这两年，导因是美国深陷“越战”泥淖，全世界反战运动如火如荼，而背景是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台湾社会，场景是台北的一家酒吧和酒吧女的公寓。故事以一家名为“小寡妇”酒吧的经营企划，以及发展为情节主线，连带出几位酒吧女的身世遭遇，以及酒吧女与“恩客”——美国大兵之间的性交易。不仅将台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鲜活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指出它的“每一个毛孔中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严厉鞭挞了寄生于新殖民主义身上的洋奴；而且强烈谴责台湾当局把广大民众绑在美国战车上的行径，揭露了美国发动“越战”的罪恶和美国海外势力进入台湾后带来的祸患，表明了强烈的“反战”思想。
我们知道，二战以后，帝国主义的前殖民地纷纷独立，西方前殖民主义宗主国利益受损严重，英国和法国都在战后企图重返旧殖民地，却遭到顽强抵抗而失败。特别是法国在战后重返越南，遭到越南人民坚决反抗，在50年代“奠边府”一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