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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观光游程的展开，对黄君而言，其内心那种因民族自尊和生活压力而被迫充当淫媒的矛盾，至礁溪的场景时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小说全篇虽然基本上没有主干性故事，但所写的人物、事件，就截取生活的剖面来看，则颇具典型性，也是最能反映生活本质的一个焦点。小说中精心设计了一个黄君利用翻译的方式巧妙“修理”这群日本商人的情节，将他心中高涨的民族怒意直接发泄了出来，从这里开始，黄君不断进行自发性的反抗。百般不愿的黄君对于这桩寡廉鲜耻的“公事”极为反感，却又不得不让日本商人挑选自己的同胞妓女，为调情的嫖客和妓女充当翻译，为双方之间的夜渡花资进行协商，这些具体行为都对黄君的民族自尊造成了严重伤害，此时的黄君可谓憋了一肚子的怒气，但为现实所迫，既不能公然反抗，只好采取了一种恶作剧的方式进行发泄。他利用日本商人对环境既不熟、语言又不通的有利条件，想方设法整治日本商人。小说将写实与讽刺手法的运用，有机融合于一体。当黄君违心地扮演了“拉皮条”和翻译的尴尬角色时，人们可以发现在马场为首的日本“观光买春团”和中国妓女之间，黄君的同情显然在后者方面。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小说开始时黄君与同事之间那段颇为发人深省的话：
“以我所知道，那些女人没有一个是自甘堕落的，她们都是环境所迫，为整个家庭牺牲。我去干拉皮条，教她们怎么向日本人敲竹杠。你们知道，哪一个地方的女人越便宜，代表那地方越落后；像南美洲的几个国家，一个女孩子采一天的咖啡豆才赚八比索，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跟人陪宿是十六比索，大饭店里的一杯咖啡也是十六比索，你们不要笑，这是真的。我们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也是一个落后地区，事实上我们已经进步很多。但是在他们的印象，还是把我们看得低。他妈的，看他们来到台湾的那一副优越感，心里就气愤。……”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黄君对日本人的仇视是渗透在骨子里的。虽然黄君采取不得已的喜剧方式来发泄满腔义愤，但由于小说以相当多的笔墨刻画了黄君的内心世界，从而使他那近乎滑稽的感情发泄方式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因此当日本商人跟小姐一起饮酒作乐时，由于双方无法进行语言沟通，黄君于是“心生一计开办临时补习班，教日本人中文，教小姐日文。但是只教他们‘好’、‘不好’、‘是’、‘不是’这四句话”，不大功夫，双方都学会了。小说生动地刻画了双方试着互相通话的场面：
这一下可热闹，本来不怎么想说话的人，也都想试试。结果不管通不通，反而变成喝酒作乐的游戏，笑声此起彼伏，连我自己笑得肚皮都痛起来。有一个小姐就坐在我的另一边，她向落合说：
“你是狗养的。”
“好，好。”落合猛点头还高兴哪。害这位叫美美的小姐笑得身体往这边倒过来。落合问我她刚说了什么？我说你不是说“好”吗？他说他猜美美说的话一定很有趣。
“是很有趣。她说你长得胖了一点，但是很可爱。”我回答落合说。
落合高兴的握着春桃的手：“真的吗？嘻嘻嘻，你也很可爱。”诸如此类的笑话闹了很多。
由这个充满“笑声”和滑稽感的场面可见，黄君对马场之流的自发反抗是通过别开生面的肆意嘲讽表现出来的。面对台湾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黄君个人虽无力回天，无法阻止这群衣冠禽兽的罪恶行径，但他却千方百计地将这群日本商人变成了小丑，供人嘲弄、讥讽；特别是一个卖淫的小姐用日本商人听不懂的台语“狗娘养的”嘲骂日本人，力所能及地张扬了民族感情和维护了民族尊严。这场闹剧的结局是：马场之流最后确实达到了目的，嫖到了台湾姑娘。当时的实情也只能如此，被迫卖淫的姑娘无法拒绝任何嫖客，而黄君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群日本商人污辱自己的同胞。然而，人们更应该正视的是那些笑谑背后隐藏的无尽辛酸与悲哀。事实上，这种带着沉痛泪水的“笑声”和黄君那难言的“苦衷”始终交织在一起，黄君虽然以“敲竹杠”的方式从日本人的手里为妓女争取到了更多的花资，提高了陪宿费以增加她们的收入，把“停泊钱”悄悄地从四百元涨到一千元；还叫这些姑娘们一齐动手抢光马场之流送的玻璃丝袜子，这些泄愤手段尽管无补于大局，却也到了黄君力所能及反抗的最大限度。因此当黄君得知旅馆女侍的女儿竟是昔日当教员时崇敬自己的学生的时候，黄君的羞耻感、惶恐感与犯罪感就更加沉重了。小说正是透过现实的残酷和民族精神沦陷之间的冲突，来唤醒人们的觉醒。如果从性别的角度来深究这个问题的话，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黄君虽有一定的谋生技能与社会位置，但却无法与整个台湾社会重新被殖民化的现实所抗衡，为了生存，他亦不得不被迫匍匐于日本“千人斩俱乐部”之下，成为一个精神上“去势的男人”，只能对自身这种男权丧失的状况进行一些自我调侃、瓦解及颠覆而已，面对强大的殖民势力，黄君终于被迫自我阉割地丧失了性欲与性能力，表现在小说中，那就是黄君只能凭藉近乎自欺的“精神胜利法”来缓解对自己的憎恶，但最终也只不过是以借酒浇愁和烂醉如泥来逃避自我良心的谴责。其实，在“殖民与被殖民”这个最具权力对抗关系的问题中，黄君身上一再表现出来的暧昧与游移态度，正说明了作者“抵制殖民”的良苦用心；而在小说对于人物既肯定又否定的塑造中，也呈现出了作者对重建民族自主意识与自信心的某种焦虑，间接反映出长期在殖民势力笼罩下的台湾一再无法摆脱的那个“历史性的难题”——真正的“男性形象”的阙如参阅了邱贵芬《台湾小说的孤女现象》一文中的相关论述，文中指出台湾小说中缺乏较为乐观、自信、有为、有深度的男性形象，见《文学台湾》第1期。。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正是台湾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边缘位置造成的。台湾在六七十年代被日本重新经济殖民的状况与台湾日据时期相比并无太大差异，事实上，惟有坦然面对自己“缺乏雄风”的缺陷与难题之后，才能进行真正反省。若再换一种理论角度来思考的话，这篇小说似乎还可以被挖掘出更丰富的意蕴。按照当前学术界流行的“后殖民理论”的论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在文学中往往以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出现，而以男性对女性的狎淫和压迫呈现殖民地的压迫与剥削的复杂关系。小说中的“千人斩俱乐部”，形象体现了日本新殖民主义在其旧殖民地的复辟。随着60年代中后期，新的国际分工的展开，日本独占资本以贷款、投资、援助的名目，在美国的庇护下，深入20世纪上半叶的日军占领区，再次对这些地区施行“新殖民”。于是大批日本商人随日本跨国公司、技术合作、贸易商社在前殖民地进行扩张与掠夺。日本观光客在“集体买春”活动中首先占领了殖民地女性的身体，以此方式宣泄新殖民主义的种族优越感和再次君临支配旧殖民地的霸道意识。这篇小说中，以“剑”隐喻殖民者的男性生殖器官，以“千人斩”勾起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疯狂屠杀的历史记忆，这种描写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丰富的象征蕴涵。由于故事情节的叙述始终没有离开过民族遭受侵略与殖民的记忆，因而即便小说中的角色与情节的设计虽然显得有些过于夸张，但却把台湾当年所处的历史情境表现了出来，从而增强了批判新殖民主义的力度。昔日，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武士”——马场、落合之流，以残暴的武力与带血的刺刀强暴蹂躏中国妇女的血迹未干；现今却又换穿西装革履，摇身一变成为商人，他们“放弃枪杆，却改用杀人不见血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