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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我顺手抓到《三国》。真太好了，我完全被它迷住了！
……对那些所谓 ‘天下大事’都略过去了。可是看到有关曹操、孔明的段落就不同了，连
饭拿到嘴边都不愿把书放下。我读着、读着，快乐与悲痛轮番叩击我的心扉。记得有一次，夜
已很深了，我还在读，祖母醒过来把书抽走，逼我上床才算罢休。
邓先生的阅读经历在越南是带有普遍性的。不仅是《三国》，其它许多中国的古代小说，都深受越南人民的喜爱。可见中国文学对越南的影响之大、之深。
中国古代小说对越南文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越南人民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越南人与中国人一样，也崇拜关羽，许多地方也建有“关帝庙”。同中国人一样，越南人也把某些传说或历史人物以及事件，当作形象化的修饰语，在日常对话中使用，比如：
张飞脾气——脾气暴躁
是个貂蝉——喜欢撒谎
是个董卓——很阴险
象曹操——生性多疑
武松打虎的招式——高强的武艺
诸葛亮计谋——高明的主意
害齐宣王病——好色或害性病
象鬼谷子——料事如神
刘备借荆州——久借不还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越南著名学者邓台南先生，对中国和越南两个国家的文化交往，作了很精彩的总结。他说：“在整整八个世纪，在我们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实际占统治地位的还是用中国古语写成的官方文学。……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一作家群中间，竟涌现出许多由于他们纯洁的思想、高贵的灵魂、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操和独特的风格而获得历代人民敬仰的人物。”这就是说，越南的作家正确地运用了汉语文学这一工具，为越南文坛创造了宝贵的财富，同时又大大地发展了中越两国的文化交往，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繁荣昌盛。
下面来谈谈缅甸文学同中国的关系。
1989年的秋天，笔者在云南西双版纳旅游，来到中缅边界的打洛镇，在经过边防人员的允许之后，我与几位同伴跨过国界，在缅甸的土地上散步。这一次的旅行，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边界这块地方，中国和缅甸几乎就没有什么区别，一样的绿水青山，一样的热带风光，一样的建筑，一样的风俗习惯，一样的庄稼和植物……走在缅甸的土地上，你完全没有“出国”的感觉。
的确，中国和缅甸有许多相似之处。中缅两国民族渊源相通，既是山水相连的近邻，又有相类似的发展历史，加之两国之间自古以来关系密切，所以在缅甸那些最古老的口头文学创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少与中国早期神话传说相似的内容。比如关于月亮，缅甸和中国都有同样的传说：月宫中有一女神，有一老人在不停地舂米，还有一只兔子经常在老人身边。又比如，对于月蚀，中国古时候就有天狗吃月亮之说。在缅甸除了有些细节与中国不同外，狗吃月亮这一点，是完全一样的。再比如，传说封建王朝统治者是天帝之子，是天帝的后裔，中国和缅甸也是如出一辙。
在缅甸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与交往，在缅甸文学上也有所反映。比如公元1300年左右的《信蒂达巴茂克碑文》，就记载了当时缅甸与我国元朝的关系。又如缅甸民间流行着一句成语“去中国卖针”（意即：班门弄斧），这句成语就出自一位缅甸憎侣诗人的四言长诗《离东敦枝》。在缅甸的瑞波一带流传着一首民歌，中间有这样两句对唱：
你进城去干什么？
去买广东产的有穗的波浪纹男筒裙。
可见中国手工制品、针、丝绸等，传入缅甸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还有一个例子：贡旁王朝著名诗人越马沙纳瓦德（1755—1840）撰写的“茂贡诗”（即记事诗）——《中国使节莅缅》，记述了中国使节到达缅甸时，受到缅方隆重接待的情景，歌颂了两国人民通过相互交往日益增进的友谊。
当然，同越南相比，中国文学对缅甸的影响不是很大。这中间的原因很复杂，可能主要是由于印度佛教对缅甸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太大了。十九世纪后期，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属印度的一部分，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才脱离英国的统治获得独立。在这一时期，西方文学涌入缅甸，促进了缅甸与外国文化的交流。随着英文在缅甸的流行，缅甸人开始通过英译本对中国文学有所了解。这一点，与我们前面谈到的日本、印度、朝鲜、越南等其他东方国家都不相同。
中国文学作品是在什么时候被译成缅甸的文字，并在缅甸发表？已经很难考查清楚了。缅甸文学界开始关注中国文学，是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也就是在缅甸发生“实验文学运动”时期。当时，缅甸仰光大学的部分青年师生，不满文学界的现状，本着“试探时代的爱好”这样的精神，进行了一场文学革命——实验文学运动。
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提倡新文学，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运用接近群众的语言来描写现实生活和斗争。以郭沫若的《女神》为代表，一批五四新诗人，用白话文写新体诗，冲破了旧体诗格律的束缚。而缅甸实验文学在诗歌方面，主张不受旧的韵律的严格规定和句子长短的限制，提倡最大限度的自由，以便能使诗人自由地抒发感情。在散文方面，反对冗长繁琐、晦涩费解的旧文风，提倡简洁、朴实的新文风。在写作的内容方面，则认为文学应该反映时代的生活，要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缅甸实验文学运动的鼓吹者和参加者们，从当时的英文杂志上读到了中国五四文学主将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这对他们的创作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我们在实验文学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是炽烈的爱国热情，清新、明快、朴实的写作风格，浓郁的生活气息。
中国的文艺思想在缅甸发生更广泛的影响，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期。二次大战后，缅甸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空前高涨，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也不断创新。堪称时代号角的缅甸《星》杂志，一方面刊登具有新思想的文学作品，一方面用大量篇幅介绍中国的文学作品和文艺思想。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介绍给缅甸文艺界的。《讲话》译文的发表，在缅甸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讲话》中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源泉、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斗争中去的思想，以及继承一切优秀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的观点等等，都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肯定。这对当时开展的新文学运动起了指导、推动作用。
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人们对“新文学”的认识逐渐成熟。1950年，缅甸出版的第一期《新文学》杂志指出：“新文学应该是站在劳动阶级一边。批判今日的资产阶级社会，反映群众革命和群众生活的，不满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向前看的、进步的”。而中国的文学作品，正是在缅甸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下，被大量介绍给缅甸读者的。如鲁迅、蒋光慈、秦兆阳、刘白羽、赵树理等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都是在四十年代后期、五十年代初期，由缅甸作家翻译发表。
随着缅甸知识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和了解，中国文学在体裁和写作手法方面，对缅甸文学产生了影响。譬如，早在1913年发表的吴腊（1866—1921）的小说《茉莉花》，就有中国章回小说的痕迹。作者常常在一章的末尾写两行诗概括全局，吸引读者继续往下看。《茉莉花》每章结尾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正是……”、“诗曰：……”之类的笔法，在中国的章回小说中，是可以经常见到的。另一方面，缅甸的文学作品，也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表，促进了中缅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
阿拉伯、波斯文学与中国“一百零一”与“一千零一”
标题中的这两个数字，分别代表两部文学名著。“一百零一”，代表古代伊朗大诗人海亚姆的诗歌《鲁拜集》，因为这部诗歌集正好一百零一首；“一千零一”则代表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两部作品，分别是波斯文学和阿拉伯文学的代表之作。更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