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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兵书中向来有后发而先至的说法。有人说，西方工业化时代已经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我们要赶上发达国家是很困难的。但现代信息技术起步时间较短，我们和西方国家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因此，电脑和网络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未免过于乐观。在一个电话普及率仅为2％（美国为60％），有线电视覆盖面仅为1％（美国为25％），PC机普及率只有0。2％（美国为30％），连接大城市和大企业的光纤主干道只有几万公里的国家中，恐怕只能形成一个相对发达的网络特区。信息库化程度不高，资金短缺，观念滞后，全民教育程度不发达，这些因素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我们全面进入网络时代的速度。这个事实同时说明，现代信息技术革命虽然代表着一个超越传统工业社会和经济模式的后工业化时代，但它仍然要以强大的工业社会和现代教育为基础。不论怎样，我们已经被裹胁到一个无休止的竞争时代。进步虽然向来是个美好的字眼，然而对我们这个后发型国家来说，它更是个痛苦多于欢乐的过程。再放大一些说，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即使我们不必再步行，但耳边却总是听到《命运交响曲》奏出的那沉重、急迫的脚步声，心中一定会问：这就是人类的唯一生活？
半部圣经治天下
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但很多地方还是可以看到寺庙或教堂，它们是各类信徒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
在基督教堂、天主教堂或佛教寺院，信徒们对着神的偶像祈祷或顶礼膜拜。
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但大多数清真寺都对着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因为那里有穆罕默德的陵墓。人们通过崇拜与上帝交流。
一般来说，科学是反对崇拜的。但随着电脑和网络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随着迅速更新的高科技产品进入每一个家庭，随着大量指点未来的报刊和广告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冲击，公众不由对未来、对飞速发展的时代怀有一种宗教般的敬畏之情。对未来和速度的崇拜，说到底，都是对科技的崇拜。
在行将过去的20世纪，许多国家的人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信仰危机，但惟独对科技的崇拜不但没有任何危机，而且日益盛行。虽然现代教育让我们相信，科学与神话迷信和宗教信仰离得最远，但科技崇拜这个说法却使两者紧密地嫁接在一起。两极相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科技崇拜一说并非中国人的发明。多少年来，世界上有不少思想家都对此发表过议论。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奠基人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说：
技术崇拜使以理性为基础的技术非理性化了。音乐社会学家阿多诺则批评说：在这个工具化和管理化的社会中，音乐蜕变成功利主义艺术，它依赖的是技术理性模式，在这里，启蒙让位于消遣。
这些批评大体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矛头并非针对科学和技术，而是指向用科技一匡天下的科学崇拜。然而，现代人为什么会以崇拜这种非理性的方式来对待作为理性化身的科学和技术？其中必定有相当深刻的原因。人类向来需要从信仰中获得力量。虽然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可以有不同的信仰，但信仰的含义就是给人们指示一条生活之路。对宗教的信仰和对科技的信仰都具有这个特征。
怎样相信就怎样生活，这就是人的历史。说到宗教信仰或崇拜，我们不能不提到在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圣经》，它包含《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旧约》是犹太教的经典，《新旧约》则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基本指南。由于历史的原因，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与《旧约》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目前，这三大教的信众约有几十亿人，由此可见《圣经》对历史和当代生活的影响有多么巨大。《圣经》首先向人们展示了大量令人敬畏的圣迹或奇迹，比如《旧约》开篇就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上帝开天辟地、创造万物的神话，《新约》也讲述了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用五个饼、两条鱼让五千人吃饱饭的故事。上帝由于能够无中生有地制造奇迹，所以又被称为造物主。人们崇拜他，实在因为他具有无所不能的、令人难以企及的创造力。没有什么是他不能做的，这就是作为造物主的上帝。
同时，《圣经》还是上帝与人订立的契约。这契约是上帝起草的，由《旧约》中的众先知或《新约》中的上帝之子耶稣向人们宣布的。《旧约·出埃及记》写到，上帝对以色列先知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我要把石板和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于是摩西造了一个精致的包金约柜，用来保存这些诫律。这正是《新旧约》名称的来历。
在两本约书中，最著名的契约是《旧约》中的摩西十诫和《新约》中耶稣所作的登山宝训。以摩西十诫为例，它对以色列人宣布：除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像各种异教那样）雕刻上帝的偶像；不可妄称上帝的名字；不可在上帝的休息日（礼拜日）工作；必须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伪证害人；不可侵犯贪恋别人的财产。
不用说，所谓契约都是上帝对人类提出的宗教和道德命令，它们规定了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如果人们遵守这些命令，他们就有福了，可以得到永恒的快乐，反之，一旦人类违反这些规定，《旧约》中的上帝就会发动洪水或降下天火硫磺来扫荡这些败坏了世界的生物。《新约》中的耶稣稍微仁慈一些，他说：咱们一千年以后再见，那时我将进行末日审判。显然，上帝在这里充当了一切人类历史和道德价值的制定者和裁判者。上帝是造物主，又是一切生活准则的制定者和裁判者。从能力上说，他能做任何事情，所以是全知全能的；从道义上说，他可以做任何事情，所以是超出一切善恶规范之上的。反之，人不是全能的，有许多事情他没有能力去做。此外，人是受道德命令约束的，所以即使那些能做的事也有可做与不可做的分别，这就是《圣经》这部宗教福音书的真谛。人类因为有大量不能做的事，所以崇拜上帝；又因为有大量不可做的事，所以顺从上帝。这就是宗教存在的原因。
不过，人从一开始就不是上帝的驯服造物，他对上帝的反叛是从违反不可做的诫律开始的。在《圣经》关于可做或不可做的所有道德命令之上，有一个第一戒律：人不可偷吃伊甸园中的分别善恶之果或智慧果。敏感而嫉妒的上帝知道，人一旦偷吃了这个果实，就可能变得智慧起来，最终将与上帝平起平坐。所以，当亚当和夏娃在蛇的诱惑下偷食智慧果后，上帝便对夏娃宣布：我一定要多多增加你生育子女的痛苦。同时又对亚当说：从今以后，你必须终身劳苦，才能从地上得到吃的，你必须汗流满面方能糊口。尽管两千年来的基督教一直把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当做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犯罪——即原罪，但不少近代人类思想家却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德国现代心理分析思想家埃里希·弗洛姆曾经说过：
人类历史开始于一次不服从行为，……这种不服从行为使亚当和夏娃获得了自由。
所谓'原罪'，远非人的堕落，它是人类历史的开端。有意思的是，在古希腊神话中也有这么一个不服从的英雄，这就是普罗米修斯。弗洛姆说：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火给人类，奠定了人类进步的基础。没有他的这桩'罪恶'，就不会有人类历史。同亚当和夏娃一样，他也因为'不服从'受到惩罚。但他并不后悔，也不请求宽恕。他说：'我宁愿被锁在岩石下，也不愿成为神的仆从。尽管《圣经》中的上帝用痛苦的生活来惩罚人类，但他全然没有想到，人既然因为违反不可做的第一诫律而获得了自由和智慧，所以就能不断突破不能做的界限。这样，他决不会安于上帝强加给他的痛苦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和智慧就是人类为摆脱痛苦命运而找到的另一部《圣经》。在古希腊时代，最高的知识就是哲学——这个词的本意正是爱智慧或爱知识。现代电脑和网络直接受惠于以数学和数理逻辑为核心的知识，这种知识的主要源头在古希腊。柏拉图曾对数学和几何学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数学代表着纯粹理性的阳光，它可以使我们纠正许多感觉错误。伯特兰·罗素就此写到：数学是永恒和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