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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读书
这个村的村长，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盘腿坐在房间的中央，靠近一个在地上挖出的火炉，火炉中燃烧着熊熊的炭火；他仔细打量着我的小提琴。照他们看来，在阿罗跟我两个“城里娃儿”带来的行李中，只有这一件家伙似乎在散发着一种陌生的味道，一种文明的气息，也正好唤醒了村里人的疑虑。
一个农民提了一盏油灯凑近来，想辨认一下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村长直溜溜地提溜
起了小提琴，察看共鸣箱的黑洞，就像一个海关关员在小心翼翼地稽查毒品。我注意到他的左眼中有三点血污，一点大，两点小，全都是鲜红鲜红的颜色。
他把小提琴举到眼前，使劲地晃了晃，仿佛等着什么东西从共鸣箱那黑糊糊的深洞里掉出来。我觉得琴弦就要被晃断了，箍板就要裂成碎片飞溅起来。
全村人几乎都来了，呆在位于山顶偏僻处的这座吊脚楼底下。男人们，女人们，孩子们，有的挤在屋子里，有的趴在窗户上，有的在门口推推搡搡。见没有东西从我的琴里头掉出来，村长便把鼻子凑到黑洞前，使劲地嗅了一嗅。几根粗粗的毛，又长又脏，从他左边的鼻孔中支棱出来，开始微微地抖动。始终没有任何新迹象。
他那长满老茧的手指头划过了一根弦，然后又是另一根弦……
一种陌生的声响在屋内荡漾开来，人群立即全都愣住了，仿佛这声音迫使每个人全都肃然起敬。
“这是个玩具。”村长庄严地宣布说。
这一声宣判让我们无话可说，阿罗和我都默不作声。我们匆匆交换了一个眼色，心中很是不安。我在问我自己，这事情会怎么收场。
一个农民从村长手里拿过“玩具”，用拳头轻轻敲了敲背面的共鸣箱，然后把它递给了另一个男人。好一阵子中，我的琴在人群中传来递去，团团地转着圈。没有人理睬我们了，我们这两个城里来的男孩，瘦弱，单薄，神态疲惫，模样可笑。我们在山里整整走了一天，而我们的衣服、我们的脸、我们的头发全都沾上了泥巴。我们活像是电影中的两个反动派小兵，在吃了败仗之后，陷身于武装民兵的汪洋大海之中。
“一个傻乎乎的玩具。”一个声音沙哑的女人说。
“不对，”村长纠正道，“一个资产阶级的玩具，从城里来的。”
一阵冷意穿透了我的心，尽管屋子中央燃着熊熊的炉火。我听到村长又加了一句：“应该把它烧了！”这道命令立刻在人群中激起了一番明显的骚动。所有人都说起话来，吵吵嚷嚷的，你推我挤：每人都想夺过那“玩具”，亲手把它扔到火堆里。
“村长，这是一件乐器，”阿罗开口说话了，神态落落大方，“我的这个朋友可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我说这话绝不是在开玩笑。”
村长又一把抓住小提琴，重新察看起它来。然后他把它递给我，那意思是让我拉一曲。
“对不起，村长，”我不无尴尬地说，“我拉得不太好。”
突然，我看到阿罗冲我眨了一眨眼睛。我心中很纳闷，便不由得拿起了提琴开始校音。“你们将听到莫扎特的一段奏鸣曲，村长。”阿罗说，跟刚才一样镇定自若。
我不禁大吃一惊，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他疯了吗？好几年以来，莫扎特的所有作品，甚至任何一位西方音乐家的任何作品，都已经禁止在国内演奏了。在我进了水的鞋里，湿漉漉的双脚一下子变得冰冷冰冷。我又一次打起了寒战。
“奏鸣曲是啥子东西？”村长问我，语气中透着怀疑。
“我不晓得，”我开始结结巴巴地说，“一种西方的玩意儿。”
“一种歌吗？”
“就算是吧。”我支支吾吾地回答道。
当即，一种共产党员的警惕性重又闪亮在了村长的眼光中，他的嗓音变得充满了敌意：“它叫啥子，你的那首歌？”
“它很像是一首歌，但它是一首奏鸣曲。”
“我在问你它叫啥子名字！”村长嚷道，两眼直瞪瞪地盯着我。
又一次，他左眼中那三点红红的血斑令我害怕。
“《莫扎特……》”我犹豫道。“《莫扎特》还有啥子？”
“《莫扎特想念毛主席》。”阿罗又继续替我回答道。
好大的胆子！但是，它却十分有效：村长仿佛听到了什么神奇的指示，刚才还杀气腾腾的那张脸一下子就温和了下来。他的眼睛周围马上堆起了一层层的皱褶，露出了一丝幸福的微笑。
“莫扎特永远想念毛主席。”他说。
“是的，永远想念。”阿罗保证道。
当我紧着琴弓的马尾时，热烈的鼓掌声突然在我的身边响起，几乎让我有些害怕。我僵得麻木的手指头开始在琴弦上爬动，莫扎特的乐句返回到了我的脑海中，恰如忠诚可靠的朋友。农民们的脸，刚才还是那般的坚毅，在莫扎特清澈欢快的乐曲下变得一分钟更比一分钟温柔，仿佛久旱的禾苗逢上了及时的甘霖，然后，在煤油灯那摇曳不定的光亮下，渐渐地失去了它们的轮廓。
我演奏了好长时间，这期间，阿罗点燃了一根香烟，安安静静地抽着，听我拉琴，煞是一个成年人的样子。
这就是我下乡插队接受再教育的第一天。阿罗十八岁，我十七岁。
2．我和好朋友阿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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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是什么，这还得费两句嘴：在红色的人民中国，到了1968年底，某一天，革命航船的伟大舵手毛主席发动了一场运动，它将彻底地改变整个国家的面貌：大学统统关上了门，“知识青年”，就是说结束了中学学业的毕业生，被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多年之后，这一史无前例的思想启迪了亚洲的另一个革命领袖，一个柬埔寨人，而他则做得更绝更彻底，把首都金边的全部居民，不分男女老幼，统统赶到了“农村中”。）
促使毛泽东采取这一决定的真正理由，人们始终还不太清楚：他是不是想对开始摆脱他控制的红卫兵做一个了断？或许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幻想家的奇思怪想，渴望创造出一代新人来？任何人都无法回答清楚这一问题。在那个时代，阿罗和我也曾经常偷偷地讨论，就像两个阴谋家那样。我们的结论如下：毛泽东不喜欢知识分子。
在这一重大的人类实验中，我们既不是最初的也不是最后的试验品。那是在1971年的年初，我们来到了位于穷乡僻壤深山老林中的那座吊脚楼，为村长演奏了小提琴。我们远远还不是最不幸的人。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又有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跟在我们的后面。只有一件事似乎很像是命运的嘲讽：阿罗也好，我也好，我们谁都不是中学生。我们从来就没有机会在中学的教室中坐上哪怕一分钟。我们只不过是在小学中读完了三年书，然而人们还是把我们送到了农村，我们就这样被称为了“知识青年”。
如果不是想招摇撞骗一番，那么就很难把我们真正地当做两个有知识的青年，我们在学校中所获得的知识几乎等于零：在十二到十四岁之间，我们一直等待“文化革命”走向平静，等着学校重新开门。但是等到我们后来回了学校复了课，我们的心中又充满了失望和苦涩：数学课取消了，物理课和化学课也遭遇了同样的厄运，“基础知识课”只是局限于工农业生产的简单知识。在课本的封面上，我们能看到一个工人的形象，戴一顶鸭舌工作帽，挥舞一把巨大的铁锤，胳膊跟史泰龙一样粗①。在工人的身边，往往是一个女农民，头上围一条红围巾。（当时在中学生中间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她的头上围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