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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如果要对来自以知识论为中心、以价值无涉为标榜的所谓现代学术的批评做出有效回应，要从古代儒家和儒学的传统中开掘出精神的源泉、建立起理论的支点，这应该成为我们工作的前提和方向。这不是反知识论，而是强调对儒学在知识类型上自身独特性的尊重。我在天则所曾对汪丁丁和盛洪说，“经济学家天然是儒学的朋友！”毫无疑问，把“经济学家”换成“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会同样甚至更为合适。当然，这也不是要否定港台新儒家从哲学角度论证儒学价值合法性的工作；我愿再次强调，它已历史地成为我们民族伟大精神传统中重要的一环。
太阳底下没什么新鲜事物。思想史研究的剑桥学派有历史语境主义一说，与前述个人体会就颇多契合。这里的这些研究性文字虽然微不足道，但我自己对它在儒学诠解方面所作尝试却相当自信。如对《大学》这部儒家最经典的政治哲学著作的重新阐释，我自认为就具有发覆起瓿的意义（宋儒在心性论层面开掘致思乃历史情势使然，自有其理论和价值在；但因此便将先秦典籍也窄化为心性学说就大为不妥而有必要调整了）。我们的工作目标，应该是在现代性日趋深化、全球化无远弗届的今天，从儒学入手去努力发现和建构我们民族文化生命的内在性和一贯性，从当代社会所需要之文化功能重建的实践活动中去回应挑战，开创未来。十年过去，《原道》已基本确立了一个同人性学术辑刊的形象；下一个十年，但愿它能在这样的追寻建构过程中发展出一个可以称之为大陆新儒家的思想学派。
评论性文字是我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些现象和事件发表的议论和看法。如果说研究性文字的主要对话对象是宋儒或港台新儒家，那么，这些评论性文字的对话对象主要就是当代自由主义思潮，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社会中一些似是而非甚至积非成是的观念和意识。如“反思一个观念”、“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之文化观异议”等，所涉及的问题都很大很大。它们不仅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实际根本就不是随笔所宜处理的题材。但我并不想去多作论证，因为我越来越倾向于相信，人们坚持一种观点并不需要太多理由，而是他本来就愿意或需要。我的这些思考，不愿相信的话多说无用，愿意相信，简单几句也就足矣足矣。
叫人高兴的是，自由主义者们对传统和儒学已不再像先前那样言语间一派傲慢和偏见。在哈耶克的反建构主义和普通法宪政主义的启发和导引下，他们从道家和儒家中发现了宪政的本土资源。但高兴之余我也想提醒一句，现代意义上的个体性概念和财产权概念在儒道经典的写作年代尚未萌生；近代，由于种种缘故，儒学先驱也未对此给予足够关注。换言之，在这一方面，传统能为我们所做的，绝对不会比我们为它所能做的和所应做的更多。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文化的发展，从来如此。
抒怀性文字几次都想删除。之所以最终保留下来，是因为作为法律与政治思想论丛之一种，我这一册据说主要是为记录下九十年代大陆文化保守主义的声音或身影。事实上，主编《原道》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承受有压力，生活和情绪都受到一定冲击。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些个人化的东西因此就获得了进入公共领域的资格。但是，它多少能够见证，所谓“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儒学，完全可以在一个普通平凡的现代心灵里发育生长。
爱我的，我致以叹息；恨我的，我报以微笑。这是拜伦的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被人叫做了文化保守主义者；也不知道，这一称呼后面所蕴含的究竟是褒还是贬。我清楚记得的是，十六年前自己有多么激进；同样，我也很清楚，十六年过去，在自己的心底，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我喜欢这样的句子：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名者实之宾。《如此保守？》《迂远之思》《儒者之维》，是为这个集子构思的三个名称。最后选定《儒者之维》的理由有二：一方面，在当代思想文化的版图中，《原道》和这些文字折射出的无疑是近乎儒家的色调；另一方面，在儒学光谱内部，它们又仅仅属于一个小小的特定的频段。
是为序。
一个“老三届”思想者的民主探求
■ 吴 敏
上索下求写民主，半生心血凝一书。
缘有伟人遗训在，破周期率仅斯途。
自1970年代末以来的二十多年，我的笔耕生涯一直以研究和宣传民主为“主旋律”。上面这首歪诗，就是有感于此而写下的。我为什么要“一根筋”地执拗于民主探索，并将这些文字筛选和整理成书呢？
毛泽东1940年在延安的一次重要演讲中明确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中国，不仅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实现了民族独立，而且，经过几十年艰难曲折的实践探索，尤其是二十多年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已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高歌猛进。
然而，毛泽东当年所讲的中国缺少的民主这件东西，我们现在是否完全得到了呢？二十多年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定我国二十一世纪中叶要达到的现代化目标时，仍将“民主”列为主要内容之一。这意味着中国要完全实现民主，尚需长期不懈地努力和奋斗。
民主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从195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中后期，中国之所以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之所以发生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灾难，最重要的原因是缺少民主。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之所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最重要的原因，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两条“最重大的”“新政策”，即“政治上发展民主”和“经济上进行改革”。（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如果没有这两条最重大的新政策，中国就不可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不可能有二十多年来所得到的一切。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专制传统，1950年代末期以后的二十年间，“左”的指导思想又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背着这样沉重的历史包袱，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遇到了不少坎坷、艰辛和风浪。好在时代毕竟不同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随着这股波澜壮阔、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中国的民主发展就像九曲十八弯的黄河一样，劈高山，越峡谷，始终在坚韧不拔、无比顽强地向前挺进，绘出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雄浑壮丽、可歌可泣的一道风景线。
我是“老三届”群体的一分子，于“文化大革命”爆发两年多之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风潮，到一个偏僻的山区县城里当了一名月工资18元的学徒工。我原来比较喜欢文学，除政治课外对政治理论几乎没有什么接触。但197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命运之神领着我稀里糊涂、懵懵懂懂地走上了政治理论教育的工作岗位。在此后的七八年时间里，我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崇奉有加，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里程碑”。除此之外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真理，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敏锐性和理论鉴别力了。当时，遵照中央和上级领导的部署，我不仅花很大力气承担了辅导学习《费尔巴哈论》《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的任务，而且，从“批修整风”、“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按既定方针办”和“抓纲治国”，我都以积极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做过“理论宣讲”，以为这就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直到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及由此引发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我热昏的头脑才逐渐冷静下来，继而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的自我否定中接受了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