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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仅仅凭借直觉女孩子们也都可以得知，任何文化背景的社会都为美丽的女孩子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种种出路，相比做个毫无发展机会的洗衣女而言就更是如此。人之常情是趋利避害的，作为传统的女孩子，白兰可以考虑婚嫁，作为现代的女性，白兰务必需要寻求有自立机会的工作。她的依附非常可疑，很难让人相信，在韩国的乡村，一份需要高度体力的工作，简陋的居所，毫无娱乐，会让八十年代成长于中国的女孩子白兰在临死之前发出“这里的人都很善良，对我都很好，我很幸福”的感叹。
从韩国出产的影片里看见像白兰这样一个年轻美丽还带着跟现代全然无涉的传统气质的中国女孩子真是让人吃惊。并不需要熟知，只需要对着影片的时段翻检过去并不太久的上个世纪末尾，看看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发生过什么，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白兰这样的人物是否属于一种遗漏。
八十年代末后期，白兰们应该刚刚开始接受学校教育，那个时候中国不同的城市有自己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面目，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标志和特点；到了九十年代末期，所有的城市有很多共同的特点，有长相类似的城市广场和大厦，有几乎一模一样的麦当劳和同样名字的酒店，在一个城市里犹如在另一个城市里，彼此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只要白兰们不在隔绝了城市的深山或是真空里成长，都难免受到这一切的影响。我们可以相信白兰们在几乎不可能回避的现代热闹之后还会止于前现代的安贫乐道吗？
八十年代后期，居住形态还不乏三代同居的完整的一家，经过十年的凭空而起的地产市场的发展，九十年代整齐划一的防盗门和单元房在几乎每个城市里碾过了不同的庭院、街坊、胡同和小巷，满足了无数人简单直白的安居梦想的同时，也将人际关系压缩到最小规模的家庭。另一个方向上的消解来到可能更加彻底，因为金钱或明或暗的被凸显，越来越多的关系被金钱所通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相信白兰们失去亲情就不可能生存吗？
八十年代后期，传统的、被社会意识和刻板印象所固定的男女关系正在解体，张艺谋刚刚开始拍他的那一系列坚强的女性颠覆乡村里既定婚姻秩序的影片。刘晓庆正当红时，而且他们的行为经由同样正在发生变动的媒体，在全中国上下获得均衡的传播。未来看来并不足够惊世骇俗的行为，在那个时候获得了此后更加标新立异的行为所达不到的知名度。九十年代以后，性、同居和同性恋这些和传统婚恋观背道而驰的概念已经获得默许，并非作为反面素材在媒体上频频出现，除非是和已经成熟得非常了解如何对人群进行轰炸的媒体完全隔绝，很难想象女孩子们能够逃离这些影响。我们怎能相信白兰们会以素不相识的人的一张照片为依托，就在漫漫艰苦的岁月里交付了爱情，坚守着童贞？
仅仅面对白兰近乎愚昧的纯洁，很容易使人感叹的是，她的爱情，不值得。这样的评析并非企图将某种个人话语插入他人的私人事件；爱情的不可理喻众所周知，能够有效地阻止对情绪的理性分析。但是，不应该是白兰和李。被买卖确定的婚姻关系并不难以理解，但是爱情，不管被挪用得如何离谱，既然为每一个人提供着与众不同的想象，就应当获得更为慎重的处理和关注。这个故事提出了一个令人如此为难的问题，这样显而易见的不值并没有任何自圆其说的原因。李和白兰，他们只是在渴望出路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但是即使在想象层面，他们也不是相互之间恰当的对象。将白兰的行为处理成为一种无怨无悔的自觉，似乎打开一种别无选择中类似宁静禅意入场的空间，同时在另一方向上泄露了对现世价值的微妙轻慢。白兰的存在因此被消解得完全失去了自身的质量。
影片的整体结构是以李为中心的，这表现在对于李的叙述过程中包含了更加完整的细节，而对白兰命运的叙述加入，发生在其实走投无路的李已经允诺老大去替罪的时候。到此时为止，除了还有一点点残存的善良，李是一个乏善可陈的人，他在城市里没有目的也没有保障地飘荡，常常和警察局发生一点关系，一同混了十多年，他的案底比老大少。如果可以自主地选择，如果白兰是我们的姊妹、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否会赞同她爱上李？我们是否会听任影片的发展，使得白兰孤独地历经了所有艰苦的生活，还要早早地抵达死亡，而且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来成全李的醒悟？
作为单纯牺牲的白兰形象仿佛是更早时期流传于遥远的异域文化中的东方女性形象，曾经在《蝴蝶君》里被相当典型地叙述过的女性，为其中那法国男人临死前还念念不忘的、使人迷醉致人死地的东方女性气质：为了爱而生、为了爱而死，为了爱而忍受难以忍受的一切。在爱这样一个失去边界的词语所牵涉的模糊意义之下，那些被刻意裁剪过的抽象的气质和具体的美丽，女人不过是承载工具。也许还能够聚焦到中国，那些隐忍了数千年的妇女，隐含在中国文化深处，她们被指定和教养而成的群体素质。牺牲因此成为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其中女性被这样一些气质确定出不得逃离的命运。
当东方次第认同了现代社会的逻辑，也都开始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努力地现代化以来，每一个现代时刻，在东方国度之间都有着时差裂痕。那些裂痕时深时浅，而此刻，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对于青年的影响和塑造作用和正当盛行的现代商业逻辑相比，都已经相当势单力薄了；有所失落、渴望回归的不止于是李一个人。年长的李有自己的矛盾。因为他经历了时差，变化中的时代令他难以招架。白兰看起来恰恰像是避开时差，来自属于李或者更早年代。她的单纯使得她应该没有矛盾，尤其是作为一个成全他人的符号而言，她被影片尽可能平面化了，获得展现的只有和她的经历极其不兼容的美丽；但是她非常矛盾，因为她所出发的年代和她的气质是如此的相互背离，这不仅使得她的品质变得可疑，还使得她的情感得不到落实。
也许影片拍摄的时候并未考虑到在全球化的阴影之下，一衣带水的中韩早已不再有巨大的时差，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都已经不再能够为对方提供彼此曾经共享过的那些旧日里高洁的女性品质。这一次突如其来的白兰，这样一个不幸的女孩，既不容置疑又不可置信，她在此处的存在，似乎暗暗触碰到了某些底线。
这本书里的文字分为三类：研究、评论和抒怀。
研究性的文字，最早的是《儒道互补的可能、必然与完成》，是为1988年北戴河知识分子研讨会征文而写。当时我在山东大学哲学系读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文章稍后由郑也夫先生介绍发表在《北京社会科学》。他既是北戴河会议的主持，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研究领域的代表。也许正因为对知识分子这一知识生产主体比较关注，我对知识的独立性并不是特别强调，即不只是仅仅考察知识话语和客观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更愿意寻找潜藏着的其与特定主体的意志及社会利益之间的勾连。大约同时完成的《象占：原始思维与传统文化》，则对后来的发展有另一种影响。余敦康先生看了，称赞文风和思路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还向《文史哲》当时的主编郑重推荐。也许因为面子没卖出去吧，他老先生把我安排成了他的博士弟子。由此我来到了北京，中国哲学史真正成为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我感觉，作为文化的儒学，不是纯粹的知识，好比由硫磺、木炭和硝组成的火药，其成分是复合的，包含有知识、智慧、意志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等等。相应地，其功能也呈多维性，即同时在人与自然（如人与天地的哲学关系，人从自然性存在到社会性存在的濡化）、人与人（如群己权界，族群认同与整合）、人与自我（如宗教学、伦理学的问题）诸维度承担释放着文化功能。所以，我的儒学研究总是将其视为一个整体，从文本和语境的互动中去探寻其对于民族生命形态的意义得失，而不是将它理所当然地化约成哲学、伦理学什么的，在与西方某一专业甚至某一学派之文本范式的比较中来评估其长短高低。如果要对来自以知识论为中心、以价值无涉为标榜的所谓现代学术的批评做出有效回应，要从古代儒家和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