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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更进一步看，我们会碰到两个方面的很有特征性的问题了。就是说贫富分化拉大了，首先有两个阶层，一个是富裕者的阶层，一个是贫困者的阶层，这个两头都是引起大家比较多的关注的。首先我们看一看中国的富裕者阶层，总的来说，我个人的研究，其实有时也经常写一些论文来解释，富裕者阶层怎么、怎么的情况。但总的来看，中国人是比较反感这个富裕者阶层的，我们传统的术语里叫做“为富不仁”，所以实际上中国的谚语里实际上就是很诋毁富裕者阶层的。另外，从社会的各种评价上来看，大家对富裕者阶层也是批评甚多，当然了，我们如果考察国际上的文化，也有类似的情况，不过总的来看，中国文化里，对富裕者阶层的反感心理比其他文化更强烈一些。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社会，孔夫子讲的是农本商末，什么叫“农本商末“呢？就是孔夫子都是很重视农民的，孔夫子认为农民是很重要的，商人是很不重要的，商人呢，应该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商人的地位并不是很高，所以呢中国社会历来对于富有者，对于特别暴富者很看不上，当然对于暴富者很多国家，因为他地位上升太快的时候，大家也不是很看得上他。所以我们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社会，当我们发现这个社会贫和富的现象，并不是一个不能接受的现象，大家觉得你如果有本事，你富有，大家觉得可以接受，那我们碰到的第二问题就是说，什么人富有和什么人贫穷。大家之所以反感这个富人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是一些素质很高的人，本事很大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确实很有本事，他脑袋很好使，他很会抓住商机，他通过合法的手段去致富，他并没有搞违法的行为，所以大家觉得那你有本事你富有，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国家，在改革的初期，是碰到这样的现象，就是说进入社会富人层的往往是素质不太高的人。
我个人在80年代的时候和90年代的时候做过对比，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所谓私营企业主，富人层素质比较低，我当时是在北京市崇文区做调查，北京市崇文区当时是1987、1988年的数据，北京市崇文区的我们叫做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在这里当时发现，两劳人员占到10％，什么叫“两劳人员”？两劳就是叫劳改和劳教释放，你想想那都是一些犯罪分子。因为当时的情况下，属于这个社会的上层群体或者是知识分子干部，他不愿意去做个体户，和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那个时候大家很看不起个体户，所以80年代的时候，中国进入到当时的所谓富人层，叫做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还都是素质偏低的阶层。但是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小平南巡以后，到1992、1993年以后，我1994、1995年的时候再分析数据发现中国的个体，当然现在不叫个体户了，主要还是叫私营企业主，也就是说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它的素质文化水平开始超过社会平均水平，这个我们从各种数据上看得很清楚，它里面受过大学教育的，文化水平比较高的，社会来源身份比较高的群体开始在90年代的富裕者阶层里显现得崭露头角了。
所以我们就感到中国总的来说，富裕者阶层，它的演进过程还是朝着正态去发展，但是，90年代以后，富裕者阶层本身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90年代以后，富裕者阶层，我们知道80年代的时候，它是初级产业的富裕者阶层，比如说做小买卖的，当时1985、1986、1987年，当时中国什么人有钱呢？做小买卖的有钱，但是这个做小买卖的，我们到90年代有一个词叫“长不大的个体户”，就是这些人在80年代就做小买卖，他当时有点小产业，80年代相对来说还是生活水平不错的。但是到90年代以后，这些人的地位没有什么提高，80年代开小店的，到了90年代还继续维持在那个水平上，没有太大提高。90年代谁富有了呢？90年代往往是那个进入到新兴产业中来的人富有了，比如说高技术型产业、外企、外资、信息型产业，这些人，银行业、或者是金融业，这些人开始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而能够进入到这样一种企业中的阶层，他往往是相对来说素质比较高的阶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能看到中国的富人阶层，在初期产生的时候，总的来说素质偏低，到90年代中期以后素质有所提高。
当然，我们知道，总的来说，中国社会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我们世界银行最近公布的数据，中国的人均GNP值也还没有到1000美元，将近900美元。那我们知道，世界上，像中国香港地区，人均的GNP值是一万美元以上，像美国的人均GNP值现在差不多二万二千、二万三千美元，北欧有些个别国家可能还更高，瑞士、欧洲中部和北欧有些国家超过二万五千美元，我们人均还不到1000美元，所以总的来说，中国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贫穷的国家。那么在这个贫穷的国家里，我倒觉得，我们也不要仇视富人，你很穷，一个国家如果能多几个李嘉诚，多几个这种人，他们将来能给各个事业投一些资，能够在世界上创出一些名牌企业。中国目前在世界上能够创出的名牌企业几乎还没有，就是世界级的企业，我们尽管有了一些国内知名企业，香港一些企业，香港的企业其实制造业很早，香港房地产商在世界上有一点名气，但是真正的制造业在国际上也没有很大名气的企业。所以我想中国如果能够凸现出一批很具实力的国际跨国公司、大企业，那对于中华民族还是很豪迈的一件事情。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其实要紧的基本问题是说，进入到这个阶层的人是不是很高素质的人，这是大家提出的问题。当然，更深一步的问题就碰到流动了，就是说如果一个阶层它很富有以后，是不是他这个财产就永远在他的家庭内部去掌握，这个在很多国家就通过继承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了。他不允许一个家庭把财产永远的传给后代，他用继承法高额累金的税率来使得他的子女也要有奋斗力，因为如果你的子女仅仅靠你的家产就能生活的话，这个社会的竞争力就会降低，所以这是我们对一个社会的富裕层的看法。
另一点就是社会的贫困层，总的来说，中国最近改革开放20年以来，中国整个贫困层的比例还是下降的，因为传统上中国是号称很大了，我们如果看数据的话，在传统的数据里，中国我们是80年代初，中国第一次提出了贫困线，在此之前从来没有提过，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研室规定，说农村的地区年口粮北方地区好像是400斤，南方地区好像是300多斤口粮。一年的粮食，当时连钱都没有一个数，说粮食低于这个数的话算是贫困，那时候简直是个生计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的粮食，连基本的热量都得不到了，那活都活不下去了，所以那个叫贫困线。那么，近年来，我们贫困线的指标也不断上升，现在差不多是按一年六七百块钱来计算的，这样的话，中国整个在全国来看，特别是农村的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大概降到两千多万人，这个我们从1993年开始，当时还有叫八千扶贫计划，那时候八千万贫困人口，所以这个数字还是降低了很多。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说一方面绝对贫困是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相对贫困有所上升。因为我们知道相对贫困是说财产在不同阶层中的分布，所以当你的贫富差距拉大了以后，相对贫困就会上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城市里面的贫困问题开始比较突出了，也就是说呢，城市里因为失业下岗，引起的一部分人相对生活水平下降问题突出了。所以可见，贫富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在我们国家应该说恐怕还是一个很长远、很持久的问题。
一个国家，特别在我们这个阶段，社会转型急剧的时期，显然它会在贫富方面引起的问题比较突出。另外就是说，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在看待贫富问题上，其实它都在两级之间选择，一级叫公平，一级叫效率。当一个国家更多的强调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