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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可以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历史描写为一系列的“喀琅施塔得”叛乱事件的历史，这里采用路易斯·费舍（LouisFisher）的（只是过于现实的）对那些事件的比喻，那些事件有助于受到诱惑的左派清醒过来。1921年喀琅施塔得大屠杀实际上并未触动很多从前的改变信仰者，因为他们那抽象的、几乎是美学的信仰包含着这样的信念，即认为不把所需要的鸡蛋打破，就不能做出大蛋卷。（即使在同共产主义决裂之后，斯特芬·斯彭德还写道：“也许可以为暴力、集中营、科学和艺术的颠倒曲解辩解，如果这些方法最终导致建立无阶级的社会的话。”）直到最近，乌克兰的消灭富农和集体化这种凶残的办法才被充分地载入文献。30年代的公判大会对好些人有过一些影响；然而，共产党人有意识地宣告取消反法西斯同盟，更加强烈地促使幻想的破灭，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向所有的参加者显示了这种同盟，违者往往有杀身之祸的后果。1939年希特勒…斯大林的盟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使幻想进一步破灭。但是，有些人仍然顽固不化。显然，诱惑是无疆界的。他们一直坚持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大挑战和否定，坚持到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甚至还有某些人，尽管为数极少，直至在1989年革命中共产主义结束之后，还成为殉道士墓碑载入本世纪的血醒历史。
其他的因素补充了在欧洲的极权主义史里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的扭曲、领袖的引诱和知识分子的背叛。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然而在两者之间，也有并非无关紧要的共性。读者们并未忽略，弗朗茨·诺伊曼在谈及有关极权主义时，谈到了“对个人进行原子化和孤立化”时，他把这两个词作为及物动词来应用。换言之，这是指极权主义干了什么，而不是为什么会有极权主义。作为过程的极权主义——汉娜·阿伦特可能会说是“权力上的极权主义”——把人原子化和孤立化，而且必须这样做，才能保障它能采取行动。极权主义并非是一种单一化的社会的结果，而是它创造着单一化的社会；因此，用托洛斯基（Trotzki）的话讲，它是一种“不断革命”。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汉娜·阿伦特的一种论断具有重大的意义，她立论道，“极权主义的统治者面临双重的任务，这种任务初看起来似乎是矛盾乃至荒谬的：他必须建立一个运动的、虚构的世界，作为日常生活的唾手可得的和发挥作用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阻止这个新的世界去发展一种新的稳定性；因为这个世界的法律和机构的任何稳定化，必然会消灭运动自身，并且随之也会取消所有征服世界的计划。”
值得结合希特勒和斯大林、后极权主义时代的苏联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这个论点进行思考。倘若汉娜·阿伦特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它也意味着极权主义并非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国家形式；按其本质，它不可能持久。实际上，它很匹配弗朗茨·诺伊曼对国家社会主义巨兽的描绘，这种描绘初看起来是极为不可能的：“一种非国家，一种杂乱无章，一种无法无天、造反和无政府的状态。”
因此，极权的初始状况是没有有意义的前后关系的特权和没有文化根基的公民权利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也就是说，是一个既不能向前走进公民的社会、也不能后退到较传统的模式的社会。极权主义的过程排解这种不可调和性，它残暴地破坏一切留存着的传统的或专制制度的结构。然而，它没有用任何持久的东西去取代它们。它实现了现代化的消极部分，又没有实现与之相对的积极部分。极权主义是纯粹的破坏。因此很容易诱使人们用心理病理学的概念，对它进行分析。极极主义的领导人们按照他们的办法残杀很多其他民族的人民之后，就引导着他们本国的人民进行集体自杀。不太形象地讲，不断的革命也是一种不间断的紧急状态，实际上，极权主义的统治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紧急状态。这样一种状态不能维持很长的时间。它或者导致墨守成规的形式，从而也导致那种“必然会取消运动本身”的稳定，或者导致灾难，这一般意味着战争。
因此，极权主义是对无组织进行组织的一种极端的可能性，是无政府状态的一种政府制度。人们必然会问，它是否以这种形式确实在某个地方存在过。在战争期间，纳粹德国也许相当接近一种极权的情势；然而，任何一种战时政府本身都必然会有极权的倾向，也会去干纳粹在短短的6年战争内所干的一切。在斯大林统治时，战争也帮助他巩固一种恐怖统治，这种恐怖统治在形式上比纳粹统治更为完善，因为在莫斯科比在柏林更加难以预见，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不祥的叩门声会轮到在谁家的门上敲响。墨索里尼的极权主义从未超出言词的运用范围太远；佛朗哥的法西斯主义越来越变成为专制制度特征和现代特征的混合体，从那时以来，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一再出现这种混合体。毛泽东要治理一个巨大的国家；但是，他向着纯粹的极权主义的方向上迈出了很多步，并且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来阻止任何的稳定化。人们也想起波尔波特、艾地·阿明和一系列其他的战后的统治者，他们所干的规模较小一些，但是其恶果却几乎毫不逊色。
有些人曾经抗御住极权主义的诱惑。能够这样做的大多数人，为此付出了他们的生命。索尔仁尼琴（Solschenizyn）的《古拉格群岛》除了很多其他的感慨外，留下了他对其中那些人物活生生的感情，谁也不再能够回忆他们的姓名，然而他们的行为举止永远不许忘却。索尔仁尼琴本人赞成重建一个较古老的俄国的思想，而不是主张建立一个现代的公民社会。这也同样地适用于德国抵抗的核心思想。1944年7月20日的起义，目的在于争取体面规矩和法治国家，而不是争取自由的宪法。少数人指出前进的道路，他们既不是极权制度的一部分，也没有屈从于这些制度的诱惑。也许他们必然是粗暴的个人主义者。汉娜·阿伦特就属于这种人。在下一章里，将会更详尽地谈到雷蒙·阿隆。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1944年怀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写作了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卡尔·波普尔在流放遥远的新西兰之时，完成了他的大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表达他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以及一切不能容忍自由的人的愤怒。
波普尔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但却是深奥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带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尝试着新的东西，而且我们也犯错误。谁也不能确切知道，哪一条道路会引向前方，而那些自以为拥有这种知识的人也会犯错误。这种不确定性是难以忍受的。贯穿整个历史，对确定性的梦想一直陪伴着带有不确定性的现实。伟大的哲学家们为这种梦想推波助澜。柏拉图描绘了由哲学王治理的国家的景象，在那里，知道真理的人有发言权。黑格尔和在他之后的马克思，要求代表历史讲话，他们认为，合理的东西要么已经是现实的，要么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变为现实。但是，这是一些错误的预言家。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这些其他人不知道的东西。在现实的世界上，总是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就有冲突和演变。实际上，冲突和演变就是我们的自由；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自由：
“阻止政治的变化并非灵丹妙药；它可能带来不幸。我们永远不能返回到封闭社会的所谓的纯洁无邪和美中去。我们的天堂之梦不可能在地上实现。一旦我们开始依仗我们的理智，一旦我们开始磨炼我们的批判的才能，一旦我们感到要呼吁大家要负起个人的责任、而且也是呼吁大家要负起促进知识进步的责任，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就再也不能返回到服从部落的巫术的状态中去。对于那些品尝过认识之树的味道的人来说，天堂的乐园失去了。我们愈是企图返回到部落共同体的英雄的时代去，我们就愈加肯定无疑地落在宗教法庭、秘密警察和一种浪漫化的匪帮歹徒的手中。倘若我们此时才开始压制理智和真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以粗暴和最猛烈地破坏一切人性的东西而告终。不可能返回到一种和谐的自然状态中去。如果我们扭头向后转，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走完整个路程——我们必然会变为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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