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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两个人在一条风景优美的路上散步。他们的幸福度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欣赏风景所带来的愉悦；二是相对位置所带来的快乐，即在位置上的领先者更幸福，而落后者则不快乐。一开始，两人都走得很慢，甲走在乙前面。从欣赏风景角度，两人都得到了精神上的愉悦，很是幸福。而从相对位置来讲，甲快乐，而乙不快乐。为了赶上甲，乙加快了步伐。相应的，甲也加大了脚步。就这样，两人越走越快，从最初的散步，到大步流星，再到后来的奔跑……从位置排列角度上来看，两人总体的幸福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因最终总还是一人在前一人在后。但从欣赏风景角度获得的幸福却降低了，因为两人将他们的精力都放在了奔跑上。
台湾学者张盛舒号称自己发现了“幸福定律”：即幸福与抱怨成正比。越幸福的人越会抱怨，越认为自己不幸福。
人生就好像一个圆，没有人能百分之百圆满。但是对于幸福度到达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那百分之一的不完美就像一根尖刺，刺得人浑身难过，痛彻心肺。让人以为，人生就只是为了解决这百分之一的不幸而活，对百分之九十九的幸福视而不见。
相反，只拥有百分之一幸福的人，他不知道圆满是什么，所以其他百分之九十九是什么样子他根本无法想象，他只能看到他所掌握的这一点幸福，百分之一就是他的全部他会尽一切努力以保有它。他不但不抱怨，而且衷心感谢上苍，让他拥有这么多幸福但是，等到他的幸福越来越多，多到超过百分之五十时，他的眼光开始停留在那不足的部分了。他不再为了增加幸福而努力，而是为了减少不幸而拼命。于是，越幸福，越痛苦，抱怨越多。
这就是幸福的第二个定律，张盛舒称之为赢家定律：身为赢家，注定要比输家更为痛苦，因为赢家的诅咒如影随形。
何谓赢家的诅咒﹖赢家的诅咒就是：你用什么优势赢得人生，就会用同样的原因输掉人生。
这就是宿命的由来。
固定思维的生活方式已经变成一种习惯，这个习惯曾经帮助你成功，但它在幸福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临界点时已悄悄改变，开始无情地摧毁一切，直到你哪一天顿然醒悟，蓦然回首，但已景物全非。
智取生辰纲与强盗逻辑
？ 左子翊
一部《水浒传》说的都是强盗逻辑。
要从理论上驳倒强盗逻辑并不难，但要使强盗逻辑不能成立，换言之，要使强盗觉得没有做强盗的必要就很难了。说到底，这是有关赵宋政权整个官僚体制和整个官僚阶层利益的问题。如果整个官僚阶层要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并希望继续获取更多的利益，就必须维持这种体制。这样，强盗逻辑就成立，就有人或更多的人要做强盗。
不必为梁山的聚义者们讳，他们就是一个武装的盗匪集团。这样说，丝毫没有减轻统治者的罪责，也丝毫抹杀不了他们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逼良为娼的这一基本事实。清人徐珂在《两粤盗风之炽》中说得很清楚：
两粤盗风之炽，甲于通国……粤人贫富之不均，甚于其他省，富者极富，而贫者极贫。贫人既无生计，饥寒亦死，为盗而为官所捕亦死，等是一死，而饥寒重迫必死无疑。为盗虽犯法，然未必为盗者人人尽为官捕，即捕，亦不过一死。是不为盗则死在目前，且必无幸免之理，而为盗非特目前不死，且可以侥幸不死。既若此，是亦何乐不为盗也。
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无疑是引发各种刑事犯罪和社会动乱极为重要的因素。“贫困是最主要的潜在的不稳定源”（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语），是“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寻找不正当的职业过活”（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无奈选择。不要骂宋江是投降派，正常的环境下有几个人甘愿做盗匪的呢﹖一旦有招安的机会（这也属于“给出路”的政策，尽管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他是无论如何要为自己和弟兄们找个合法的归宿的。七十一回之后的失望，是因为过去我们过多地赋予了他们并不能够承担的革命义务和理想。
由于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政府又放弃了对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的职责，他们实际上进行的就是一场求生存，并希望过上好日子的经济斗争（当然他们也有政治诉求，例如“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种斗争（农民式的）又和近代工人与资本家的合法斗争截然不同，它以刑事犯罪的非法方式，用最原始、最落后的抢掠手段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吃大户、抢富户、劫府库。江湖社会本来就是一个无序的社会，加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对于一些小股的单打独斗的盗匪来说，他们更多的是伤及众多无辜的老百姓。说到底，它所遵循的仍是市场法则——利益的最大化。“替天行道”也好，“劫富济贫”也罢，只是文化人和一些有头脑的人加入以后所采取的一种争取民心的宣传，一个为自己争取最大生存空间的策略，究竟实践如何是要打问号的。
智取生辰纲就是在上述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一起刑事大案。小说文本提供的这起案例自有它的独特性，它所提供的政治学意义、社会学意义远远超出了刑事犯罪学意义。这从后世的读者们并不以为或者说并未意识到这是犯罪，无不为好汉们劫取不义之财拍手称快也可以看出。这当然是个误区。这固然与我们—直以革命的名义对待梁山聚义有关，更与社会缺失公平与公正，以及社会上还存在着许多丑恶的现象有关。长期以来，武侠小说经久不衰，替天行道，劫富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这表明：当公刑不能主持正义时人们便寄希望于私刑；又表明：当“窃国者侯”，“窃钩者”又算得了什么﹖
北宋末年出现的盗贼遍地、血腥和暴力层出不穷的局面是令人担忧的；更令人担忧的是从宋徽宗到政府的各级官员对国家的“积贫积弱”找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相反，因战争的需要和统治者自身腐化使得许多问题达到了极致：政府冗员之多（英宗时，官吏“十倍于国初”）、升迁之滥为历朝历代之最；土地的兼并历汉、唐而至于宋更加畸形发展；公役之繁重因战争的剧烈，需要甚殷，被史学家称之“宋之公役，最为苦累”。更加的繁征厚敛：财政收入仅以皇祐至熙宁为例，只短短的二十年光景便由每年的三千九百万增至五千零六十万（按：当时的生产力绝对不可能如此发达，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只能是加重人民负担的结果），而支出每年由一千三百万增至五千零六十万（猛增了四倍）。军队的战斗力之弱使得对辽、西夏、契丹、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全国几千万人口供养的一百多万军队成了一种对内需要的力量。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有宋一代，所有的农民暴动全都镇压下去了。而统治中枢呢，依旧纸醉金迷、穷奢极侈、贪污腐败、失政失德……这样的君臣，你要他率先垂范，你要他关注百姓的疾苦也勉为其难了。老实说，他不做些“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事已算是积德了。《宋史·食货志》引范镇说，“岁大熟”尚且“民不得终岁之饱”；若一遇灾荒呢，《宋史》引大官僚司马光之言曰：“水旱霜雹蝗蜮间为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上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
还是这部《宋史》，熙宁元年，知谏院吴充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
民……不得已为盗贼。
“此一事却好”
已是盗贼遍地了。
在智取生辰纲前，已有了占据少华山的朱武、陈达、杨春，占据二龙山的邓龙和占据梁山泊的王伦、杜迁、宋万、朱贵。现在，又加上了一个“本领十分了得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
——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宋以前的匪盗以农村地区无以谋生的人群为主，宋以后城市无以谋生的人群开始加入其间。
此外，还有清风山、桃花山、对影山都是强人草寇出没之处。
关于生辰纲——
去年也曾送十万贯金珠宝贝，来到半路里，不知被谁人打劫了，至今也无捉处。
这情景颇似民初，在“盗风之盛，甲于各省”的河南，“地方扰害既穷，大家相率为匪”〔1〕的态势：其时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