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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弄得如此热闹，真是咄咄怪事。没有办法，跟“臭老九”一样，在九流之
末，姑且为之安排一个座位，也算做一“家”。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红
学家”又有了新旧之分。那标准也颇为模糊。一般的看法，是王梦阮、蔡元
培等算是“旧”的，而从胡适开始，就是“新”的了。（戴不凡称俞平伯为
“老红学家”，是为特例。）另外一个虽不成文但有特定意义的标准则是，
凡是注意研究作者家世、版本源流，注意脂砚斋批，探索原稿、残稿面目的
总都被视为“不大正派”、“邪门歪道”；只有一空依傍，专论微言大义者
才是正经的“文学评论家”（他们是从来不肯厕身“红学家”之列的）。又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本来是非常分明的分界线竟又有些模糊起来，“评论
家”也开始引用“脂批”，真是纡尊降贵，面子不小；“脂戚本”、“脂京
本”？ 。这些令人头痛的代号也在“评论家”的文章中出现了？ 。总之，在
研究工作中，较多地有了共同语言、学术交流，这是很可喜的现象。但身份
还是马虎不得。“评论家”们似乎是“天生的”，写起文章来，必称对方为
“先生”，采取一种“高屋建瓴”的架式，在气势上就先已压服了对手。虽
然也要引用一些“红学家”发掘出来的成果、资料，但必多方表明不屑之状，
反复撇清自己并不掌握任何“珍秘史料”，好像研究资料是什么不干净的事
物，沾不得。当然一扭头就来夸说自己如何目光如炬，在“红学家”视而不
见之处，发现了可贵的真理。这与某些“长官”以“大老粗”自豪的精神状
态是很有些相通之处的。至于写起论文来，无疑就要势派惊人，一鼓作气，
形成势如破竹的击溃局面。
这种形势的逐步形成，大抵始于批判胡适之时，至十多年前而“发扬光
大”，登峰造极。因为那时所谓“新红学家”大半都已被打翻在地，连呻吟
也不敢了。
这种局面，看来是有打破的必要的。不然就谈不上什么学术民主。两年
来学术界出现的一点团结的萌芽，争鸣的气氛，在戴不凡的文章中一些都不
见，他霸道得比任何“评论家”还要霸道。
与此同时，在“新红学家”群中，又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文人相轻的现象。
有时争论起来，竟自面红耳赤，失去常态，难道他们是百分之百地为真理而
争辩么，好像又不是。在这种公开争辩之外，在字里行间，笔锋所及，更多
的是“微言大义”，不是细心的读者，往往是不易察觉的。这不能不涉及在
我们的文学史上早已有之的一种并非怎样高明，也不宜全面继承的“传统”。
人都希望进步，这是很好的事；在前进的道路上有竞争，这也是必然的。大
家都是“新红学家”，好像都觉得不够光彩，谁都希望能够摆脱这种身份，
爬到“评论家”的高枝上去。这可能也是产生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不是
“红学家”，新、旧都不够格，这不过是我的猜测。
向上，是无可非议的。向上，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因而这个“标准”就
值得研究。希望达到一个新的“标准”，同时也就希望摆脱一个旧的“标准”。
是怎样的“标准”呢，这在戴不凡的文章中不是无迹可寻的。
戴不凡用来“克敌制胜”的重要或惟一的武器就是“胡（适）说”论。
借了1954 年批判胡适主观唯心主义的余威，把《红楼梦》研究者的工作，不
论是正确还是错误、有益还是有害，一股脑儿都拿来与胡适挂起钩来，使之
统统具备“完蛋”的条件。也不过就是这样一种简单的方法。
你说脂砚斋是史湘云，这是“自叙”说，是该死的；我说“曹罨旧�
可以确定他实即畸笏。评（疑当作“详”）拙作《脂批考》。”这是工作需
要，无可非议的。
《红楼梦》中有过这样的话，“所以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
襟怀；况那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得润人笔墨。”戴不凡用并不繁琐的
考证方法，证明了“坐于窗明几净房子中的红学家”所不曾考虑到的事物。
“蓬牖”只能用于南方，在北京可万万用不得，要冻死的；“瓦灶”呢，那
是“缸缸灶”，“是吴越贫民以及职业乞丐、小庙僧道的日用必需品。”不
是“博物君子”，哪里知道得这么仔细呢？不敬得很，将这种随手点染的四
六对仗句考证坐实，实在不能算是什么严肃的作法。这一切都是为一个论点
服务的，是证明《红楼梦》的作者是久居南方的，是为了这个假设而求证的
需要。记得严绳孙给纳兰容若的信里就曾有嵌入“朱门”、“蓬户”的一组
对句，也是用来作贫富对比的。而当时住在北京明珠室内的严绳孙也的确并
未冻死，他不过是说两句俏皮话而已。
一切必须服务于自己的论点，客观实际是不必顾及的。这就叫做实用主
义。
支持着这实用主义的，恰恰正是“胡适的自叙说”（即“胡说”论）这
根大棒。
关于“自叙说”
——春夜随笔之三
先引用一点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关《红楼梦》的论述。
而世间信者特少（按指“明言雪芹之书，所记者其闻见”），王国
维（《静安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
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
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
西郊，未就而殁？ 。
又评论《红楼梦》云：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
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
先生此书之成，距今已近60 年。在这中间，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有
了许多新的发现和论辩成果。《史略》中个别具体结论，也有些需要进行修
改了。但我们所应注意的是先生立论的精神。《史略》于1930 年重校刊行，
先生撰有题记；《史略》又于1935 年译为日文，先生为撰序文，对新发现的
资料可以纠正旧说者，都声明改正，而不及有关《红楼梦》的论断。这是足
以证明在先生的晚年，也依旧保持原来的论点的。此外，在别的地方，先生
又曾数数批判胡适的政治立场并指摘“特种学者胡适之”的“自传说”谬见。
凡此种种，都值得我们今天慎重的考虑。
“自叙说”，是一种从简单平实的看法发展到荒谬地步的错误论点，是
应该反对的。导致这种错误论点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应予批判的。这统统没
有疑义。但这不是说胡适及某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从一开始就统统要不得。
这样的论者，终于还逃不脱形而上学的牢笼。而鲁迅先生就不是这样。
鲁迅根据自己写小说的经验，深信“亲见亲闻”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
基础；同时作为参考，并记下了王国维的“间接经验”说。他的肯定胡适的
考证结论，也正在此，也仅在于此。至于一旦恶性发展成为自然主义，鲁迅
就坚决地加以反对，斥之为“特种学者”。鲁迅是清醒的唯物论者，他的敏
锐，他的实事求是，都是最可宝贵的品质。如果我们因为反对自然主义的“自
传说”，就将一切研究作者家世生平？ 。的工作都与“自传说”等同起来，
一棒打杀，事实上就连王国维也不如，不能不落入最不光彩的“境由心造”
的营垒里去，成为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的对立面。
写小说不是写历史，曹雪芹也没有录像机和录音机，怎么能要求他的小
说无一事一字无来历呢？
曹雪芹也不是魔术师，怎能要求他在一张手帕下面变出一座“大观园”
来呢？他必须看见过实物，这才能综合取舍，创造提高。写出一座大观园，
没有“蓝本”是不行的。至于这“蓝本”在北京或在南京，原型是一个园子
或是多少园子的综合，这些问题尽可由研究者自由探讨，各自摆出自己的论
据来。我们不是不可知论者，相信正确的结论终于是会做出的。
这些也真无非是老掉了牙的老生常谈，但今天还要来重复则是可悲的。
从戴不凡的长文里可以知道，他确是下了功夫的，还写了《脂批考》。
但他在运用脂批的时候是很谨慎的。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回避的。例如和《风
月宝鉴》及黄色小说都有密切关系的天香楼事件的脂批，就不引。原因何在？
无非因为这些脂批说明了一个事实，天香楼事件是确曾发生过的“历史真
实”，不论曹雪芹是作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