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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浊流学术研讨会”，1996年10月5日，台湾新竹县立文化中心。从吴浊流的两封信和钟氏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吴浊流创办这份杂志，既有为消除台湾“文化沙漠”出力之心，也有为自己解决作品发表问题之意；而以《台湾文艺》作刊名，并非吴浊流的原初想法。他后来同意刊名冠以“台湾”二字，并说“是要给年轻的台湾籍作家提供一些写作的空间为目的的”，也不是出于80年代后至今甚嚣尘上的“台湾意识”。恰恰相反，吴浊流对台湾青年所寄予的希望，是他在许多作品尤其是《黎明前的台湾》中所呼吁的“台湾青年的任务在于建设，无论如何要为中国的建设而完成自己的使命才对”。对台湾青年作家的期望，他在《台湾文艺》创刊号上发表的《台湾文艺杂志的产生》一文中已说得相当明确。尤其在第四期发表的《漫谈台湾文艺的使命》一文，可谓非常清晰明白地阐述了《台湾文艺》的办刊宗旨和作者自己对台湾青年作家的期待，及对台湾文化发展的主张：
台湾文艺要根据台湾的特殊环境而产生一个个性，这个性又要合于中国的普遍性，同时具备世界的普遍性，才有价值可言。
例如广东音乐。起初由广东的特殊环境产生一个个性，这个个性具备有中国的普遍性，才能代表中国音乐，而在世界音乐界鼎足。
中国文艺因历史悠久，传统稳固，所以由历史或传统带来的好坏很多，我们的青年大多数不分皂白的，只知其坏处一切否定，视为古董不值一顾；但外国人视我们的固有文艺还有宝贵的东西存在，极力研究而发掘，追求中国固有文艺的好处拿回去给他们文艺家做榜样，或以为参考。
…………
现在中国文学，具有另一种特殊性质，现在我们在台湾特殊环境下挣扎，其文学也在这样环境下苦闷，若是不承认这样特殊环境，也无法创造有生命的作品，其作品一切变为虚空，或是虚伪的，怎么也谈不起文学的价值。所以现在的中国文学须要认清楚台湾的特殊环境，才有实在性；根据实在的特殊性，才能产生优秀作品，须要这样做，文化沙漠才有长出绿树的可能。
现在，大多数的作家，没有采取科学的态度来批判，对外国文学囫囵吞枣地模仿以为能事，我希望检点我们的文学的弱点，采外国文学的长处来补短，尊重我们固有文学的优点拿来做经线，采取外国文学的优点拿来做纬线，织成最优秀的中国文学，创造有中国文化格律的新作品，才是台湾文艺的使命。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17—19页。
这些白纸黑字恐怕会让“台湾主义者”们大失所望。如果说《台湾文艺》变成“台湾意识的堡垒”，那么这座“堡垒”决不可能于吴浊流在世的时候出现。
最后，留意吴浊流临近逝世前所写的文章，也很必要和重要。1975年，吴浊流发表的作品中有《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一文，此文对作者于日据时代的创作经历作了大略的描述，其中抄录了孙中山《挽刘道一》、梁启超《台湾杂诗》等革命或爱国诗篇，并云“国父、梁启超等人之悲壮的诗，像坚冰下之流水一样，潜滋暗长于台胞的文人”。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同①，第52页。1976年5月写成、7月发表的《非印游记》，文中写了同年3月27日，作者出国旅行返程时，随团从香港去澳门观光。在澳门与大陆交界处，作者在浓雾中驻足凝望，静思许久。之后写下《在澳门与大陆隔界地点远眺有感》三首诗。诗中有“兄弟阋墙燃豆壳，釜中豆泣本同枝”、“击楫宁无千里志，雄心未已振寰中”等句。（台北）《台湾文艺》第52期，1976年7月。作者还在文中一再表示游览“北京、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东、苏州、西湖、大同、敦煌”等等祖国大陆各地“无限的风光”的愿望。1976年8月写成、10月发表时作者已辞别人间的《北埔事件抗日烈士蔡清琳》一文，文中建议建立一个抗日志士祠或纪念碑，以将台湾抗日英雄姜绍祖、客家抗日义民和蔡清琳等烈士与“归祖国参加抗日牺牲志士邹洪、彭盛木等合祀一处，永留纪念”。《非印游记》和《北埔事件抗日烈士蔡清琳》的写作，都比某些“台湾主义者”认为“鲜明显著”地宣扬了“台湾意识”的《台湾连翘》的完稿晚了将近两年。吴浊流民族认同的指向，至此可盖棺论定矣。
台湾作家叶荣钟曾有沉痛之语：“台湾与祖国隔绝半世纪，不意复归祖国怀抱，头一次发生联系，竟是由物价腾涨开始。”转引自戚嘉林：《台湾真历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1月初版，第196页。其实，对两岸同胞来说更大的不幸是，台湾复归祖国未几，面临的竟是祖国的内战，是两岸的漫长睽隔，统一的遥遥无期。吴浊流建设新中国的热望，畅游大陆各地、饱览祖国江山无限风光的冀盼，终成未竞的理想，未了的心愿！
在《台湾连翘》中，作者给在日本殖民者为“去中国化”而推行的“皇民化运动”中某些台湾文人的表现作了画像：
这期间，台湾人里的皇民少年、皇民文学家、皇民文士纷纷出笼，连篇累牍地在制造皇民文学。从日本内地也来了一位左翼作家林房雄，摘下红帽子，高唱大东亚共荣圈，声嘶力竭地鼓吹战争文学。军方也对此如响斯应，动员了作家们，让他们去参观民众的奉公作业、军需工厂，要他们写出“灭私奉公”的实绩，鼓舞士气。皇民少年和皇民作家不用说成了军部的工具大写特写，连过去比较地有民族意识的作家，竟也随着军方的口哨，被拆下了骨骼，成了软体动物。
在这可悲可叹的状况里，只有一个杨逵毅然不屈。《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142页。
这两段话或许不全然是对别人的批判，而亦含有作者自省的成分，因为“只有一个杨逵”未陷入“这可悲可叹”的尴尬境地。然而这些话语也表露了作者视“皇民文学”、“皇民作家”为奇耻大辱并深引以为戒的心态和认识。但吴浊流生前恐怕不曾料到，他所痛恨的“去中国化”的那历史的一幕今日又在台湾重演，并且有的情节还是冒用他的名义演出！
陈芳明等论者为了证明吴浊流的“台湾意识”，或颠倒词义，随意比附；或以“曲笔的手法、隐晦的技巧”这种片言只语来代替具体的论证。在这种凭空注解或“述而不作”的“研究”中，吴浊流无形中已被厚诬为一个专写隐喻和反讽文章的胆怯文人，一个整天戴着面具、过着双重人格和精神分裂生活的欺世盗名者，而这样的吴浊流似乎又与他们所心仪的“铁血”、“道德上的勇者、强者形象”彭瑞金：《挥舞笔剑的文侠——吴浊流集序》，彭瑞金主编：《吴浊流集》（短篇小说卷），（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7月初版，第12页。和“顶天立地的台湾主义者”相去甚远。在这个强调读者的积极阅读的时代，陈芳明等论者尽可对吴浊流进行种种“创造性理解”，但是，这些无中生有的“创造”与真实的吴浊流和吴浊流的真实又有何干？
诚然，民族和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认同作为主体的文化想象和文化建构，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是有可能“转向”的，就像在今日的台湾，有不少人已经变化和转向。有的论者昨日还信誓旦旦地声明“台湾新文学运动始终是中国文学不可分离的一环，它蕴藏着强烈的民族精神”，“惟有认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