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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狡猿》的主角江大头等，以及从大陆回来的本省莠草，他们胡为乱作，也许可以说是日本统治台湾的副产物的变相吧？光复后，社会一时很难上轨道，谁敢断言岂非这些日本侵略台湾的副产物所作祟。但论其罪魁还是日本，由历史眼光来看，至今本省人仍有许多怪现象，逢迎谄谀，自卑感强，好诉讼，易动摇，不能虚心等等，其远因，多是受日本殖民政策养成的。这样说，也许不是过言的吧？吴浊流：《〈疮疤集〉（下卷）自序》，同①，第195页。
吴浊流将范汉智与陈英庆、糖扦仔、钱新发等同并论，是因为他将这四个人物角色视作“台湾人与沦陷区中国人之丑相”，视作民族的劣根性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吴浊流在此处所说的“台湾人”，并不是今日某些“台独”意识形态信奉者所主张的与“中国人”相对立的“民族”概念，而是与“中国大陆人”相区别的地域人群概念。在吴浊流写下上述这三段话时（1963年）的台湾社会，“台独”意识并未浮上水面。而且，作者明确地说陈英庆、糖扦仔、钱新发和范汉智这四个人物的劣根性都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副产物”，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研究的对象”。亦即说，都是中国人中的反面角色。而《〈疮疤集〉（上卷）自序》中，在以上第一、二段引文的前面，作者还有这样的话：“我们中国的文学，比起日本的商品化的翻译文学，渊源很远，基础很坚，有这样的传统，不必仿人，尽量将祖先的文化相续起来，但不可幽闭在祖先传来宝贵的文化中，贪眠蜕化，更不可墨守成规，被已有成就的旧文学作品所束缚，不能发展，徒然模仿它；要像明治文坛的健将夏目漱石，他将陶渊明的低徊趣味的文学思想加以研究、加以发展，巧造他的文学。又现在的井上靖，以我们的历史文化材料，搜集研究，写出历史小说，都有可观。所以我们一定须要再加研究，将固有文化，拿来现代化，创成现代中国文学来与世界文学并肩竞秀，才是我们的使命吧。”从作者的这些自白中，我们无从发现作者是将《狡猿》中的江大头当作“未能超脱或臣服于殖民主义宰制而异化的孤儿”来塑造的企图；更无从体会《波茨坦科长》“意谓中国接收台湾是另一个殖民统治的开始”。至于《幕后的支配者》的主题，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的分析中已指出，作者意在批判光复后台湾社会存在的“金钱拜物教”，张扬人间真情与不崇洋媚外、不向金钱屈服的坚强的民族意识。这篇小说发表于1965年4月《台湾文艺》第7期。而此后作者于同年7月、10月分别在《台湾文艺》第8、9期发表了《对诗的管见》和《我最景仰的伟人》等随笔。在《对诗的管见》中，作者写下了这些话：“我们中国人有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实是无上的光荣，……现在，日本不消说，连西洋的文学者，都研究《李白传》来授他们国人；可是我们中国人竟忘却这个天才诗人，连他的作品也没有编入教科书，岂不令人费解呢？其理由何在？”“不可丢弃汉诗的灵魂和哲学的奥妙的意境及典雅的措词，也不可抹杀汉诗人重人格、重个性的优美传统。有此不动的定点以后，还要采取开明的态度，再加吸收外国文化的新血来补救我们的诗的生命，但不可盲目模仿。再进一步，我们拿固有文化的好处来做经线，采取外国文化的好处来做纬线，织成合时代的我们中国诗，这才是我们今后的正路。／总而言之，中国人应有中国人的诗，形式应适时代，随他转变无妨，但决不能模仿外国的诗来代替。”转引自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92、96页。在《我最景仰的伟人》中，作者更直截了当地写下对台湾光复的感受：“我记得四十六岁那年，头一次的好运就像从天上忽然降下来给我，不但我一个人感激流泪，连我一家人、一乡人，不，全台湾人都高兴到极点，而且大家如何的骄傲、如何的光荣啊！此事不觉已经过了二十年了。／我在日据时代，事实没有梦想到还有真正的国民可做；一旦光复，我的喜跃，实非笔墨所能表现了。回想四十几年前，我在苗栗西湖国校执教时，将沉沦亡国的苦闷及憧憬祖国的心情，寄意于《绿鹦鹉》一首诗……”同①，第3页。这些话语分明充满了做一个中国人的喜悦和自豪感，哪有丝毫敌视中国、自外于中国的“孤儿意识”？总不能说，作者在完成并发表了《波茨坦科长》《狡猿》和《幕后的支配者》等这些“意谓中国接收台湾是另一个殖民统治的开始”、“对中国殖民霸权及异化现象也有深刻的描述”的小说之后，接着又来创作这些赞美中国文化、庆贺台湾回归中国、表达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光荣”和“喜跃”的随笔吧！的确，吴浊流的这些话语“传达了从孤儿意识中解放的认知”，然而这是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孤儿意识中解放的认知”，是克服孤儿意识回归祖国——中国的认知。
1963年9月7日，一位在台湾的年轻“外省人”骆璜读了《疮疤集》后，给吴浊流写信诉说自己对里面的几篇小说的看法，信中在谈到《波茨坦科长》时说：“在这篇作品里，先生很坦白地写出从热望至失望的心理过程，使我这个半生光阴在台湾消磨（我今年三十六，二十岁时到此，可说半生了）并挚爱台湾的外省人，不禁为之面红耳赤，我知道先生在这篇小说里并无曲意渲染，也彻底了解先生写它时心中所具有的感触，因为我，以及千千万万与我相同的人，也一样痛恨范汉智那样卑鄙龌龊的小人，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粥，是他那样的人，隔阂了外省人与台湾同胞的感情，尤其是正当热乐的最高峰却被人兜头泼了冷水，那反应是特别强烈地恶劣的，但是我以为这种隔阂一定会弥缝起来，靠着大多数有良心的人，有理智的人，不是吗，血浓于水，无论哪一省人都是中国人呵！”吴浊流看了这封信后，特意叫孩子抄一份给钟肇政，并在致钟氏的信中说“也想抄一份给林海音女士”。钱鸿钧编、黄玉燕译：《吴浊流致钟肇政书简》，（台北）九歌出版社2000年5月10日初版，第69、66页。此举说明他对此信的观点是非常欣赏和赞同的。
对吴浊流民族认同的曲解和虚构，更多地出现在某些台湾论者有关《无花果》和《台湾连翘》的论说中。彭瑞金《从〈无花果〉论吴浊流的孤儿意识》一文中提出了如下观点：
《无花果》可以说是《亚细亚的孤儿》孤儿意识的再诠释。
《无花果》里指出台湾人来台的时期、动机不一，但它说：“这些台湾人，用自己的力量开拓了台湾，因此台湾人并没有把清朝当祖国看待。……台湾人脑子里有自己的国家。那就是明朝——汉族之国，这就是台湾人的祖国。……台湾人认为，用自己的力量开拓的台湾，清朝竟擅自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是不接受的”，这等于明确地告诉擎着“民族主义”的幻想家，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即是汉族意识，是血统上的，是意识区分上的，已不实际存有，更不是地域的。“台湾人的祖国爱，所爱的决不是清朝”，易言之，台湾人的汉人意识，是意识中的汉人魂，不过是意识的存在，它既不是清人之国，亦不是清人统治下的土地，可见台湾人的汉人意识是有条件的认知。……
……也许《亚细亚的孤儿》时代的吴浊流“孤儿意识”还混沌未清，但《无花果》里的“孤儿”却绝对不再吸奶嘴，更不会思念乳头的。简单的说，在《无花果》里的吴浊流，已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台湾主义者了。《台湾文化季刊》，1986年9月，第2期。
陈芳明则在《吴浊流与〈台湾连翘〉》一文中说：
所有的中国意识论者，都应该好好虚心捧读这本书。只要读过《台湾连翘》，中国意识论者就不会那么放胆把主观意愿强加于吴老身上了。有一种说法据说是这样的：“吴老的作品是由台湾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