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此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成为台湾普通民众的压迫阶级。同样，在光复后赴台的外省人中，有国民党政府官员，但也有一般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这些外省人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不可能是相同的。尽管由于国民党当局最初不敢大胆起用台湾本土人才，造成了表面上的省籍族群矛盾，但究其实质乃是一个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国民党腐败政权不仅在台湾压迫“本省人”，而且在大陆也压迫“外省人”。对一个统治阶级来说，所谓“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区分是虚幻的，毫无意义的。
中国大陆各界对二·二八事件的反应，也足以证明这一事件不是所谓“本省人”和“外省人”之争。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上海的《文汇报》《大公报》《文萃丛刊》、香港的《华商报》（中共领导创办）和《光明报》（中国民盟中央机关刊物）等报刊纷纷发表报道和社论，揭露、抨击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和血腥镇压，声援台湾同胞的反抗行动。1947年3月4日，《华商报》社论《台湾人民的抗争》一文指出，“在独裁内战的政权继续统治之下，我们自不能希望台湾一隅的政治能够改弦更张。因此，六百万的台胞，要获得真正的解放，过平等自由康乐的生活，就必须与内地的争民主和平的运动联系起来，力谋自救。”转引自曾健民研编：《新二二八史像》，（台北）台湾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初版，第260页。3月6日《文汇报》社论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环，全国性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在台湾固是不能避免的；但如果是一个比较贤明的地方当局，则危机或许可以和缓一些，现在台湾的统治当局，反变本加厉，要想彻底地贯彻专制统治的政策，要想以屠杀来镇压民众的不满情绪，其结果究竟是如何呢？这次‘二二八’大惨案的教训，应该是他们觉悟的契机吧！”同①，第263页。该报3月16日的社论再次抨击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高压统治，并对台湾同胞表达深深的同情：“台湾同胞正如一个被人虐待了五十年的弃儿，现在含着盈眶的眼泪投向了祖国的拥抱，然而所得的不是抚慰，不是温存，不是爱育，而是打骂、冷待、摧残。其失望、愤恨，实在意中。”同①，第276页。3月6日的《大公报》社论指出，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实由各级官吏，奉行政令者，平日对待人民骄纵专横，构怨多而且深，民众中怀怨愤，压抑已久，故尔一触即发。”转引自曾健民研编：《新二二八史像》，（台北）台湾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初版，第265页。3月8日，中共中央在延安通过广播电台发表文告，声援台湾人民的抗争。文告指出，“如果略为温习抗战胜利后台湾发展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台湾的自治运动，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的所以变成武装斗争，完全是由于蒋介石逼出来的”，“二月二十八日的惨案中，台胞死伤者至少三四千人，其残暴程度真是旷古未有。蒋介石的所谓‘还政于民’，所谓‘民主宪法’，在这里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其纯粹欺骗的性质。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因此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我们要告诉台湾同胞，你们以和平方法争取自治，和在蒋介石武装进攻之下采取武装自卫的手段，我们对此是完全同情的。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文告还提出了六点经验，“以便台胞的自治运动能达到胜利的目的”。文告最后说：“中国共产党人热烈赞扬台胞的英勇奋斗，而且预祝台胞的光荣胜利。”同①，第277、278、280页。这篇文告还于3月20日由延安《解放日报》以《台湾自治运动》为题作为该报社论再次发表。
中国大陆文学界人士也迅速地写出反映二·二八事件的作品，谴责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对台湾同胞表达了深深的同情。居于上海的编辑家、作家和翻译家范泉于1947年3月3日即写成《记台湾的愤怒》一书，并于3月6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3月8日，诗人臧克家于《文汇报》发表诗歌《表现——有感于台湾二二八事变》：“五十年的黑夜／一旦明了天／五十年的屈辱／一颗热泪把它洗干／祖国，你成了一伸手／就可以触到的母体／不再是只许压在深心里的／一点温暖／五百天／五百天的日子／还没有过完／祖国，祖国呀／你强迫我们把对你的爱／换上武器和红血／来表现！”转引自曾健民研编：《新二二八史像》，（台北）台湾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初版，第40、41页。北平的《雪风》、广州的《文艺生活》等刊物也陆续刊登了大陆作家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诗文。
之后迄今，祖国大陆人民每年都通过多种形式纪念二·二八，深切悼念在事件中牺牲的台湾同胞。
由于作者视野的局限，在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记述方面，《无花果》和《台湾连翘》也是不全面的，这也导致了书中对事件的一些分析和议论的失当。首先，作者对书中所引的有关报道和资料表现出深信不疑的态度，这并不是对待历史的一种科学的方法。这使我们无法将《无花果》和《台湾连翘》关于这一事件的描写完全当作真实的历史看待。柯林伍德指出，历史学不依赖权威，也不依赖记忆。历史学家能够重新发现已被完全忘记的东西，甚至能够发现直到他发现以前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是曾经发生过的事，“他做到这一点，部分地是靠批判地对待包含在他的来源中的陈述，部分地是靠利用被称为是未成文的来源的那些东西”。［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译本（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4月初版，第270页。其次，作者并不真正了解二·二八事件的背景和内幕。他仅仅从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人特殊性格和心理的塑造这一“远因”和国民党当局施政失当、缺少“有为的政治家”和“仁慈的人”这些“近因”来解释事件的发生，并将事件定性为“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冲突，这样的分析和结论不免天真和狭隘。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一些当事人已陆续现身披露事件的有关真相。据2003年3月7日香港《亚洲周刊》的一篇关于中共地下党员参与二·二八事件的报道说，“‘二二八’期间，较具规模的组织性反抗主要仍来自左翼势力，包括旧台共系统与省工委系统。”“至于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系统，1946年初，中共中央派台籍干部蔡孝乾、张志忠等人赴台发展组织，一开始主要是在本身宗族、旧台共系统与高等院校三方面发展，到了‘二二八’发生前，党员约七十人，人数并不多，但绝大多数为高级知识分子，素质很高，而且在日据时代即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其中不乏赴汤蹈火之士。而旧台共领导谢雪红则另设组织直接接受中共华东局指挥。”“左翼势力是‘二二八’期间惟一较具组织的反抗力量，有明确的抗争目标与意志，这点在国军登陆后特别明显，原本活跃的非左翼的反抗团体死伤惨重，只有左翼的谢雪红在台中、张志忠在嘉义的反抗行动中表现得较有计划。尤其张在嘉义领导的武装行动成为‘二二八’当中最激烈的战斗。”“‘二二八’中几个较具规模的反抗行动确实都与地下党的主要成员有关。事件后，他们也能在组织操作下全身而退。更重要的是，‘二二八’为中共添增了革命的燃料，台湾社会对国府极度失望，一部分种入了台独的情绪，更多的知识菁英则转对中共产生期待，红色势力急速膨胀。加上中共军队在大陆节节胜利，各党政单位均派人前往台湾。到了1949年，台湾从政府机关、军事单位、运输、通讯、电力等部门到高等院校几乎遍布中共组织，复以有利的政治环境，台湾似乎已‘解放’在即。”“然而1950年韩战爆发，美舰驶入台海，国民党政府重新站稳脚步，战略情势出现根本转折。……近年流出的保密局档案罗列着密密麻麻的枪决名单，触目惊心，代表着50年代红色力量被连根拔起的血腥岁月，这也是当时‘匪谍就在你身旁’政治宣传的时代背景，台湾进入了不堪回首的残忍肃杀的年代。”《老台共追忆“二二八”真相》，新华社《参考消息》2003年3月11日转载。这篇报道透露出的信息是：二·二八事件虽然是自发的，但其后所引发的一系列抗争，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