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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疯狂》一章，我们并不只是从一般的语义分析中获得自己的结论。为了使观点更有说服力，还可以继续作进一步的语言学探讨。巴赫金指出，仅仅从语言方面来理解表述还远远不够。在一个完成了的表述中，有三个因素保障和决定着它的完成了的完整性（能引出应答），这三个因素在表述的有机整体中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们是：一，指物意义的充分性；二，说者的言语主旨或言语意图；三，典型的布局体裁的完成形式。他认为，每一个表述都须具有充分的指物意义，在某些事务性领域，如军事和生产方面的口令和命令，它们的指物意义是最充分的，几乎没有产生误解的可能，但在创作领域，表述指物意义的充分性只能是相对的。表述要达到完成了的完整性，还需要有说者的意图和说者言说时采用的适当的言语体裁。在这三个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说者的言语体裁。因为说者的言语意图，首先体现在选择一定的言语体裁；其次是说者的言语主旨以及全部个性和主观性，应用于他所选取的体裁中，适应这一体裁，并在一定的体裁形式里形成和发展。所谓言语体裁就是典型的表述形式，人们总是用一些特定的言语体裁来说话，即使在最随便的、无拘无束的谈话中，我们也是按一定的体裁形式组织言语，而不是胡言乱语。说者（作者）设定的指物意义的任务（主旨）首先决定着语言手段和言语体裁的选择；其次是情态因素，即说者对自己表述的指物意义内容所持的主观的情感评价态度。绝对中立的表述是不可能有的。说者对自己言语的对象所持的评价态度，同样决定着表述的词汇、语法和布局手段的选择，表述的个人风格主要是由它的情态方面决定的。情态属于言语体裁而不属于作为语言单位的句子和单词。句子和单词作为语言单位是中性的、无主的，它们本身不能评价任何东西，但它们可以服务于任何一个说者，服务于不同说者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评价。表现说者对自己言语对象的情感评价态度（情态）的手段之一，是表情的语调。如表现称赞、夸奖、赞叹、斥责、辱骂的评价性言语体裁，都是带着一定的语调的。说者在选择词语时，是以构思中的表述的整体为出发点的，而他所构思所创造的整体，却总是有情感色彩的；正是这个整体把自己的（实为说者的）情态辐射到说者所选的每一个词语身上，也就是用整体的情态去感染词语。语言意义只有在表述中与具体的现实相联系；语言与现实相联系，才能产生情态的火花。某些表述喜欢选择某些词语，这使得词语具有体裁属性。而言语体裁作为典型的表述形式，包容着一定的典型的为该体裁所固有的情态。这种体裁情态不是属于作为语言单位的词语，不进入词义之中，而仅仅反映词语及其意义同体裁的关系，即同典型表述的关系。这种典型的情态和相应的典型语调，不具备语言形式的那种强制力。总而言之，表述、表述的风格（语体）和布局，是由表述指物意义的因素和它的情态决定的，亦即取决于表述的指物意义因素及说者对此一因素所持的评价态度。
巴赫金进而认为，任何一个具体的表述，都是特定领域言语交际链条中的一环。每一表述都以言语交际领域的共同点而与其他表述相联系，并充满他人话语的回声和余音。表述的情态，经常情况下不仅是，有时主要地不是由这个表述的指物意义的内涵决定的，而是在同一题目上的他人表述决定的。这表述正是我们（说者）要回应的，要与之争论的表述；也正是这些他人表述决定着我们（说者）要强调哪些因素，要重复什么，要选用哪些激烈的（或相反，更温和的）词句，要采用挑战性的（或相反，妥协的）语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们理解《亚细亚的孤儿》中《疯狂》一章表述的意义，不仅要考虑它的指物意义，还需考察它的言语体裁、情态和他人话语的因素。胡太明的“反诗”，选取的是“汉诗”这一言语体裁；全诗体现着对日本殖民者的仇恨、反抗与对中国民族魂的强烈慕恋和舍身追求的情态色彩；“诵、唱、骂”的言语体裁则是山歌和“疯语”，体现的是与殖民者及其走狗势不两立的情态色彩，两者的语调都是高亢和激烈的。而其中也交织着胡老人、彭秀才、蓝、詹、曾和少年游击队长等他人话语的回声。“反诗”和“诵、唱、骂”的指物意义、言语体裁、情态和他人话语因素，奠基了关于胡太明归宿的表述。而往下的交待，以“传说”为言语体裁，以婉转平缓的叙述语调为情态色彩，则是体现着对胡太明奔赴大陆这一表述的顺理成章的完成。“太明究竟是否真地乘船渡到对岸去？以及他是否真的在昆明？都没有人能证实”，这三个单独抽出来的句子不具备充分的指物意义、言语体裁、情态色彩，也不充分反映他人话语，因此它们无法成为关于胡太明归宿的完整表述。正如巴赫金所说：“当我们从上下文中抽出单个句子进行分析时，诉诸受话人的痕迹，预测中应答的影响痕迹，对此前他人表述的对话反响，言语主体的交替，遍布在表述内部的微弱痕迹等等，这些便会消失不见，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作为语言单位的句子所不可能具备的。所有这些现象全是与完整的表述相联系的，而一旦这个整体从分析者的视野中消失，这些现象对分析者来说便不复存在。”［俄］巴赫金：《言语体裁问题》（晓河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著作系列之《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初版，第187页。
吴浊流为何不以明确的语言直截了当地写出胡太明逃到大陆参加抗战？我们不妨再结合西方当代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和中国古典文论进行分析。西方叙述学家如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认为，一类小说家使用“零度”语言或透明的语言，既无隐含意义也不模棱两可。另一类小说家则注重语言的模糊性，着意利用语言的晦涩、双关或离心性的内涵。他们的作品不仅是由人物和事件构成的，也是由文字构成的。但也有人（如中国大陆学者申丹）指出，即使是传统现实主义作家也很少有人使用“零度”语言。只有像美国作家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的《嘉莉妹妹》这样的少数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以及侦探故事、历险记等以情节取胜的作品采取这一语言策略。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2版，第23页。《亚细亚的孤儿》虽然是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小说，但它并非以传奇性的故事和扣人心弦的情节为其艺术追求，因此，它并不完全使用“零度”语言。“零度”与“偏离”是法国新修辞学和比利时列日学派修辞学中的重要概念。“零度”是指常规的、中性的话语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