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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里森的认同理论指出了身份认同与人的生存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就甲午战争后的台湾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对自身文化与民族身份的认同表现出比埃克里森的理论所阐述的更为复杂、艰难与坎坷。《亚细亚的孤儿》中的胡太明的形象，就是历经了这种复杂、艰难与坎坷途程的台湾知识分子的典型。甲午战争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残酷压迫之外，殖民者还千方百计改变殖民地人民的认同。母语遭到压制乃至禁废，殖民者的语言成为“国语”，民族文化日趋式微沦亡，而殖民者的离间政策在两岸同胞之间制造了深深的鸿沟与误解……历史的巨变使台湾人民面临空前的认同危机。而对出生于甲午战争后的台湾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危机尤其深重。青年时期之前的胡太明，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民族文化“都是灭亡的命运”，相反，只有“会说日本话”，才有“新时代的感觉”；比起传授四书五经的书院，公学校更“朝气蓬勃”，更“宽敞和明亮”，“一切都显得很新奇”。其身份认同是混乱和模糊的。青年时期到来之后，由于生理和心理的成熟，他的认同需求更加强烈。而日本殖民者并不把台湾人视为自己的同类，大陆人则对自己的同胞抱着成见和误解，这一切加重了胡太明的认同危机。夹缝中生存的尴尬，认同的迷惘，使胡太明在日本、中国大陆乃至在台湾本岛，都体会到一种流亡的感觉。因为无法求得身份认同，即使在自己的祖国，在自己的家乡，也形同悲惨的孤儿……胡太明身上发生的这种认同危机，并不仅存在于青年时期，而是延伸到青年之后的生命时期。对于台湾知识分子而言，认同更是受到历史的巨大牵制与影响。殖民统治对思想的箝制，“皇民化”对汉语和中国民族文化的摧残，正是殖民者企图以其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为台湾人民的身份认同“提供作为框架的一种地理——历史意象”，从而改变台湾人民的文化和民族认同。殖民者的这些毒辣措施，的确造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认同迷失和错乱。胡太明最后之所以告别了孤儿的悲情，结束了在自己的祖国的流亡感，以发狂的方式题写反诗，在众人面前高声叫骂殖民者及其“走狗”、“皇民子孙”、“模范青年”、“模范保正”，最后潜逃大陆，加入祖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行列，重建了身份认同，是因为像蓝、詹和曾这样的台湾革命者的榜样和精神的鼓舞，也是因为像年轻的游击队长这样的祖国大陆抗日战士的英雄气概的感染和启迪。胡太明的这一寻找认同的曲折历程，犹如法侬所指出的殖民地作家其实也是其他殖民地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三个追求阶段：
第一阶段，民族知识分子证明他已经吸收了占领者的文化，他的作品与宗主国的对应作品非常吻合。……这是无区别吸收的时期。
第二阶段，本土作家受到了困扰，他决定记住自己是什么。……
第三阶段，也称为战斗阶段，曾经在人民中沉没并且和人民一起沉没的本土作家现在正好相反，他要摇醒人民。他不再把自己的领地当作人民昏睡的一个光荣场所，而是成为人民的唤醒者。战斗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民族的文学，到来了。……
可是，本土知识分子迟早会意识到，民族的存在不是通过民族的文化来证明的，相反，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战斗实实在在地证明了民族的存在。……当一个民族进行反对残酷的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甚或政治斗争之时，传统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在这个阶段，所有在过去形成的消极抵抗的技巧都遭到强烈的谴责。［法］弗朗兹·法侬：《地球上不幸的人们》；转引自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之《论民族文化》（马海良、吴成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初版，第282—284页。
法侬还指出，诗人也就是知识分子“应当明白，任何事情都不能代替义无返顾地拿起武器与人民站在一起”。“为民族文化而战首先意味着为民族的解放而战，只有在这样的基石之上，才能进行文化建设。”“这场冲突之后，不仅殖民主义消失了，殖民化的人也消失了。”同①，第285、286、294页。胡太明正是法侬所呼唤和描绘的这样一个最终抛弃了所有的“消极抵抗的技巧”，为“民族的解放而战”的殖民地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而《亚细亚的孤儿》也因此被赋予了民族文学的战斗的品格。作为民族文学战斗精神的载体的《亚细亚的孤儿》，铸造着民族的意识，“使民族意识有模有样”（法侬语），为民族意识打开无限的新视野。它担承起控诉殖民者罪恶、表现民族苦难和拯救民族命运的责任，是用时空形式表达的民族自由与人类自由意志。而最终选择了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战士胡太明，作为一个克服了孤儿意识和认同危机的台湾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作为一个从自己的身上剥除了殖民化与奴化的新人形象，辉耀着台湾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而作者吴浊流，也通过《亚细亚的孤儿》的写作，最终告别了殖民时代的认同迷惘，而成为一个坚定和坚决的中国民族主义者。
第三节 《亚细亚的孤儿》的叙事
一、语言问题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对于文学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然而，20世纪以来，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对语言的关注，却是前所未有的。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向，其中之一就是语言论转向。语言论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等西方当代批评方法中，都占有中心的地位。语言问题并非突然产生，而是随着文学的发展，人们发现语言蕴含着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所触及与揭示的意义远为丰富和深刻。分析吴浊流于日本占领台湾时期，以日文创作的《亚细亚的孤儿》的叙事艺术，不仅无法避开语言问题，而且其中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吴浊流是在日据时代接受的教育，日本殖民当局从最初的压制中文到卢沟桥事变后全面禁止中文的政策，这些因素都造成了他掌握中文的困难。台湾光复后，吴浊流刻苦学习中文，但因年龄及健康原因，除了汉诗外，他的中文水平仅能达到写一些短文及若干短篇小说的程度，篇幅较长的作品，都是以日文创作。在日据时期，他直接以日文发表；光复后，他则先以日文写出，然后再请人译成中文发表。钟肇政在《风雨忆故人》一文中说：“浊流先生许多年以来已可以用中文写作，若干后期短篇小说都是用中文写下的。不过长篇作品，浊流先生一方面是因为字数较多，需费好长一段时间，而且他年纪也着实不小了，常常说长篇写起来太吃力，还是用日文起草省力些，较可能支撑下去，这就是他仍用日文来写的缘故。”（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6卷本，（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在《铁血诗人吴浊流》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