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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推行“同化教育”，在公学校中，日语、修身、读书等日式教育课时占总课时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而汉文教育则受到严格限制。在新埔公学校中，汉文一周只有两堂课。吴浊流入学时，全校汉文课由一位姓范的老师教。范老师一个学期后因病逝世，汉文教学由当过塾师的詹秀才接任。詹秀才沿用私塾的教法，对学生非常严格，一边手执教鞭一边叫学生背诵课文，如果背诵不来，无论大小他都要鞭打。詹秀才自己也很勤勉敬业，除了规定的汉文读本之外，他还加教朱子家训、昔时贤文和指南尺牍等。詹秀才在吴浊流念完四年级时退休。临退休前，他大考背书，让学生将一年级到四年级的汉文读本全部背诵一遍，背得好的有奖。吴浊流是得奖者之一。吴浊流的汉学基础，主要是从詹秀才那里来的。吴浊流：《一束回想》，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南京杂感》，（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3—5页。
一年级读完时，在全班五六十名学生中，吴浊流的成绩排在第三名。由于许多同学已读过多年私塾，因此吴浊流对自己的这一成绩非常得意。
小时候的吴浊流性格懦弱。即使无来由地被人打，也没有抵抗的勇气。因此比他岁数小的小孩也敢打他。他的两个哥哥也时常欺负他。他挨了打也不会埋怨，更不会告诉父母，只是默默地在床上淌着泪水入睡。但他也有勇敢的一面。一年级的时候，曾在正月十五晚上和堂兄一起到新埔镇上看花灯。看完后堂兄在别人家里留宿，吴浊流则坚持一个人回家。从镇上到家的路程有四公里，途中有墓地和黑暗的地方，还可能会碰上毒蛇。在经过墓地时，吴浊流感到毛骨悚然，泪水涌上了眼睛。他心里甚至做了“结果不过一死”的最坏打算！半夜安然到家时，祖父大吃一惊。
吴浊流上了公学校，祖父便教他打算盘。因此，吴浊流在一年级时学会了珠算。祖父还教他“含口算”（心算）、“斤求两”、“作大两算法”等方法。祖父还出种种谜语训练吴浊流的思维。他还常常到学校看吴浊流读书。二年级时，吴浊流给吸食鸦片的祖父买鸦片，在途中不慎将鸦片失落了。祖父为鸦片瘾所苦，但也不责怪吴浊流，以后照样信任他。吴浊流上三年级时，祖父病逝，终年七十三岁。吴浊流心中感到巨大的悲痛。祖父是给了他人生最初启蒙的亲人和恩师。祖父的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以及陶渊明式的诗酒自娱，不重金钱和中庸的处世方式，给吴浊流的思想和人生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吴浊流四五年级时，台湾发生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两大事件。一是罗福星领导的苗栗事件，一是余清芳领导的台南西来庵事件。两个事件都是还在密谋阶段就败露了。苗栗事件中有四百一十二人遭逮捕，六人被判处死刑。西来庵事件被逮捕者有一千九百五十七人，八百六十六人被判处死刑。新埔地方的父老们经常谈论这两个事件，还说西来庵事件使得当地十四岁以上的男子尽数被杀。听了这样的传闻，还是孩童的吴浊流深深地感到日本人的可怕。
就读公学校期间，学校发生的几件事也极大地刺激了吴浊流。五年级的级任教师是日本人，名字叫滨野，是个代用教员。他是独身，常常邀学生去他的宿舍玩，所以大家起初以为他很和善。学生陈胜芳有一天晚上到滨野的宿舍玩，凑巧滨野不在，但门开着。陈胜芳因无聊，把放在桌上的一只怀表拿起来看，不小心将表掉地上摔坏了。他急忙送到表店修理。滨野却报警失窃，诬指陈胜芳是贼。表在表店查获了，陈胜芳被囚禁了四个月。由于他始终不承认是盗窃，所以被警察打得很惨，出狱不久就死掉了。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转眼间从人世消失。陈胜芳同学的悲惨命运，强烈地震撼着吴浊流的内心。“生性懦弱的我，因为这件事的缘故，对日本人盲目地害怕起来，并且认定日本人，不论是哪一个，都是无血无泪的民族。这种观念很久不曾褪去。”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29页。
有一天，滨野带学生远足。回校时路过后街，有人说阿送家快到了。阿送是滨野的表妹，风传两人有不正当关系。或许是出于对滨野的反感，有几个学生恶作剧地小声说：“老师是不是要去阿送家呢？”吴浊流凑热闹说：“要大声一点，老师才听得到。”有人反问他：“你为何不敢大声说呢？”吴浊流不作思索即大声叫起来。滨野听到，立刻回过头追问：“谁说的？”查出来后，他将吴浊流拖出队伍叱责了一个钟头。吴浊流任他叱骂，不肯认错和道歉。事后回想起来，吴浊流深感自己过于莽撞：“像这样的冲动性行为，是我的性格缺陷之一，处事时，往往不加深思，常招来失败。”吴浊流：《无花果》，同①，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26页。
六年级时，有一天上体操课，同学胡君立正姿势不对，被日本体育教师龟井暴打了一顿。胡君平时身体很弱，被打后当场晕倒了。同年级的学生都很同情挨打的胡君，聚集到学校后面的山上商量对策，最后决议罢课，大家喊了三声万岁便各自回家。胡君的父亲是一位地方上有名望的中医。此事经过交涉，龟井先是不再教体操，然后被调离到别校。在校长的动员下，罢课的学生次日即回校复课。
日本殖民者的暴行，在吴浊流幼小的心灵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他对日本人深怀戒惧。“常在‘杯弓蛇影’中战栗着长大的我，不喜欢和日本人接近。在乡间也没有和日本人接近的机会。进学校读书以后，低年级时是由台湾人的老师担任的。到高年级才接受日本人老师的教导，这也不过只是在教室中的事，正课之外，一同说话的事，是几乎没有的。即使有，也是因什么事，到办公室问问老师而已。我对日本人的老师是敬而远之的。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日本人的老师，也就认为我是不讨人喜欢的有怪癖的孩子吧。但是，和同班同学一样，对老师说的，不论什么，都是唯唯诺诺。因为没有想亲近的心理，所以没有给老师疼过的记忆。长大之后，也没有拜访过日本人的老师。”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32页。
新埔公学校以前的升学率很低，学校自成立以来，还没有毕业生考入过医学校；进入国语学校师范部的，一年只有一人；高校生才有两人。升学率如此之低，首先与日本殖民当局实施的歧视教育政策，台湾人受教育机会被剥夺有关。据史料统计，到1919年，当时供三百五十三万八千本岛人（台湾人）子弟小学毕业后升学的学校仅有十一所，其中师范学校及医学专门学校尚兼收日籍学生（且中学校与职业学校的修业年限及程度均在日校之下）。而专供仅约十五万三千“内地人”（日本人）子弟小学毕业后升学的学校却有十所（尚不包括兼收日籍学生的师范学校及医学专门学校）。戚嘉林：《台湾真历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1月初版，第139页。然而，面对如此罪恶的殖民统治，个人，甚至殖民体制内的机构也是无能为力的。新埔公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挽回学校名誉，只能勉为其难地开升学补习班。学校每天补习到天黑。六年级即将毕业的吴浊流也参加了，有的前一两年的毕业生也回来上补习班。
吴浊流的数学很好，对升学多少有些自信。临近升学考试时，校长劝他考医学校。但上医学校要自费，吴浊流的父亲不同意他报考，只允许他考公费的国语学校师范部。
吴浊流从新埔公学校毕业这一年，全校报考国语学校的应届和前两届毕业生共二十八人。其中报考国语部（自费）四人，其余二十四人都是考师范部。考完后不久放榜，从新埔公学校去考师范部的二十四个人，考上的只有吴浊流一人。考国语部的四个人也只有一人考上。邻近的关西、六家、湖口三个地方，这一年都没有考上师范部的，四街庄合起来只有吴浊流一人考上了师范部。不过吴浊流并不感到特别得意，因为他此前期待的毕业成绩至少在前三名之内，结果只得了第五名，他的“自大心”并没有完全得到满足。但能够进入国语学校继续求学，对一个台湾人子弟来说也是十分幸运的了。
吴浊流考上师范部，这在中学和大专学校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