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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生报》日文版的记者们对差别待遇终于忍无可忍，让吴浊流出面和社长李万居交涉。李万居对吴浊流关于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差别待遇的质问支吾以对。一个月后，吴浊流升任报社校对科科长。校对科每天晚上9点上班，翌晨3点下班，以他四十六岁的年龄来说已不适合这一工作，所以他认为这一安排未必是好意。但他没有退缩，妥善地处理了校对科的工作，因而倒也胜任愉快。
吴浊流在本职工作之余，还给《新新》《新青年》《中华》《民生报》等报刊写稿。《新新》杂志发表了他的小说《陈大人》，《民生报》则发表了他的《先生妈》。
1946年9月，长篇小说《胡太明》易名为《胡志明》出版。全书分为五册。第一册9月出版后，第二、三、四册分别于10月、11月、12月面世。第五册则因后来发生二·二八事件，耽搁至1948年1月才得见天日。
《台湾新生报》日文版于光复一周年之际停刊，报社人员需裁汰一批。社长李万居没有留用吴浊流，而欲推荐他去公卖局工作。虽然这也是一种照顾，但吴浊流内心涌起一种异样的情绪，因此干脆辞职了。
屋漏偏遭连夜雨。辞职的第二天，一场台风刮倒了角小姐送给吴浊流的两层楼的住宅。吴浊流的学生余君请他把家搬到其接收的店铺去，他接受了这番好意。
搬完家不久，《民报》邀请他去该报工作。但吴浊流想赋闲一段时日，没有马上答应。但《民报》表现出很大的诚意，敦促他尽快接受聘请，吴浊流为之感动，便于离开《台湾新生报》半个月后又成为《民报》的记者。
《民报》与《台湾新生报》不同，是纯粹的民间报纸，发行量也很小。因通货膨胀，报社员工待遇很差。但全体同仁能同心协力，没有人抱怨。吴浊流的工作很轻松，下午4点左右上班，晚上八九点下班。吴浊流利用闲暇，与同学钟壬寿一起筹备成立崇正出版社。
吴浊流办出版社的缘起，是他看到光复一年来，台湾社会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变化，国民党政府的诸多举措不得人心，贪污腐败、假公济私之风盛行，台湾民众普遍感到失望和不满，不少青年甚至自暴自弃。而成立出版社，出版高尚健康的图书，是挽回颓势，教育青年，营造文化氛围，促进台湾社会进步发展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吴浊流四处奔走，游说旧友新交和社会贤达，结果有二十七八位人士同意参与发起。但在召开发起人座谈会时，出席者只有七八人，而入股者只有预定的五分之一，而交纳的现金仅是预想的十分之一。由于资金不足，崇正出版社终成梦幻泡影。
《民报》同仁都很关心吴浊流无房子住的问题。在报社总务科长的帮助下，他接收了一处在大正町的日人住宅。搬家后，来客很多。吴浊流的学生余君鼓动他合股做红茶和豆饼生意，即制红茶卖往东北，然后从东北买回豆饼在台湾出售。于是他变卖了在潮州的四甲八分地。这块地是他在关西公学校当教员时买下的。本来想辞去教职后去经营这块地，过一种陶渊明式的晴耕雨读的生活。即使后来一直在都市生活，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完全消失。而现在卖掉，也就意味着他的陶渊明的梦永远做不成了。卖地后，他与余君合股买下了一座制茶厂。本来他是出资百分之四十，但登记时却变成了百分之三十六。因相差不大，他没有提出抗议。他将生意完全委托给余君，结果三年过去一分钱的利润都没有。最后他将百分之三十六的股份卖给了余君，换来的是二十两黄金。生意的失败，是他过于信赖余君所致。
光复后台湾社会的种种矛盾，终于酿成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发生。2月27日，台湾省专卖局缉私人员和警察在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马茶坊”附近查缉私烟时，蛮横地用枪管将女烟贩林江迈打得头破血流，并且打死了一名围观的市民。在场民众愤怒地围住警察局和宪兵队，要求严惩凶手。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2月28日，更多的民众围攻了专卖局。下午四五百名民众拥向行政公署请愿，卫兵公然开枪射击，打死打伤几名民众。事后，陈仪宣布实行戒严。军警巡逻市区，打死不少民众。台北民众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全岛各市县民众自发地起来响应。人们冲击警察局和专卖局等部门，袭击和捣毁军用仓库。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阻止正常交通运输、烧毁公营机构、释放在狱犯，以及盲目殴打外省人的暴力事件。3月2日，台北民众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后来其他县市也成立了分会。3月7日，处理委员会提出“三十二条要求”，比较全面反映了当时台湾各界民众有关民主与地方自治的愿望，代表了运动的基本要求。但由于处理委员会成员比较复杂，致使政治目标不断提高，甚至要求接管长官公署、无条件释放战犯等，成为当局实行镇压的借口。南京国民党政府接到陈仪关于事件的报告后，认定是“台湾乱民暴动”，决定派出军队镇压。3月8日、9日，宪兵第四团和整编二十一师先后在基隆登陆，进驻台北，并与台湾南部地区的军警队联合，开始大规模镇压和搜捕。“处理委员会”被当作非法组织遭到解散，被列为“叛乱首要人犯”者都被逮捕或处死。4月24日，国民党政府下令把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为台湾省政府，由魏道明接替陈仪担任首任台湾省主席。
在二·二八事件中，许多台湾知名人士和大批民众被杀，死亡人数至少有几千人。同时，也有许多外省人在暴力事件和后来的镇压中丧生。从此，台湾政治长期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台湾人民与国民党当局之间、台湾籍与外省籍人群之间的矛盾与隔阂长期存在。“山河虽复旦，依旧泪绵绵。”（吴浊流《自题亚细亚的孤儿》诗句）光复后的台湾，并没有出现人民所期望的愿景。二·二八事件给台湾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创伤，至今仍未能完全愈合。
二·二八事件刚发生时，《民报》的陈主笔写了一篇关于事件的社论，请吴浊流阅后发表意见。吴浊流很谨慎地看完，表示内容适当。他还坦白地说，二·二八事件是个不幸的事件，任何人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不能迫害外省同胞。呼吁人们作为一个国民，不能忘记国家利益而轻举妄动，这是报纸的义务。
事件期间，吴浊流的学生余君劝他参加“处理委员会”，吴浊流表示自己不懂政治而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认为，人各有专长。但是光复后的本省人，几乎人人都想当政治家，这实在是很糟的一件事。至于现在的这个“处理委员会”就是这种情形的缩影，很多甚至连政治的政字都不知道的爱出风头者以及虚伪的投机分子混入了其中。对于有些人挑拨离间本省人和外省人关系的言论，吴浊流很不赞同，他认为，这次事件“只不过是兄弟之间的一种打架而已”。
国民党当局在镇压二·二八事件的行动中，将新闻界作为一大打击对象。其中《民报》被封，社长林茂生被枪毙，陈主笔则因逃避逮捕而躲在上海长达两年。
《民报》停刊，吴浊流又告失业。一时找不到新的职业，终日无所事事，因此在一股忧国忧民的激情的驱动下，他不顾白色恐怖中文字狱大兴、一言不慎即遭杀身之祸的现实，仅二十来天即写成一本随笔《黎明前的台湾》。这部作品从侧面反省了二·二八事件，同时也探讨了经历这一重大事件后的台湾的前途和命运、台湾青年应该努力的方向等严肃问题。在书中他希望台湾青年不要因二·二八事件感到灰心，而要看清自己的前途所在。他指出，台湾青年“应打破偏狭的地域观念，向祖国发展才对。如果固执地域观念，便容易使人惟我独尊而变成排外性”，“青年们该摒弃（地域观念）这种落伍的思想，与祖国优秀青年携手协力，为新时代的建设而努力”。他号召台湾青年去“担当新中国建设重任”，去“开拓广大的我中国处女地”。
1947年8月，吴浊流进入台湾省政府社会处任科员。在社会处工作期间，一位台北师范的校友来找他，说其弟想竞选“国大代表”，请吴浊流帮助。吴浊流了解到其弟也是从重庆归来，在省政府物资局当副局长，但是无党派人士，为人较为清廉。此人还在二·二八事件中，积极为被捕者奔走，救出了不少人。因此，吴浊流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