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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特制的毒瓦斯弹。参加起义的泰雅族人共一千二百三十六人，其中战死或自杀者六百四十四人，被捕五百六十四人。当局将被捕者集中在两个村社中，日本警察暗中唆使陶渣番袭杀了十五岁以上者二百五十三人，只剩下二百九十八名老弱父孺。雾社泰雅族人几临灭绝。（戚嘉林：《台湾真历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1月初版，第122、123页；陈孔立编著：《简明台湾史》，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1月初版，第192、193页。）
雾社事件将几乎被遗忘了的异族统治的残酷，又一次呈现在吴浊流眼前。在雾社事件的死难者中，有一个师范毕业的花冈一郎，他明知日本人的强大，然而在无法抑制的愤怒的驱使下，他和同族人一起对殖民者进行反抗，走上了牺牲的道路。花冈一郎的英勇行为在吴浊流的心灵深处掀起了波涛。他虽还记着祖父的不可轻举妄动的教训，但又深深服膺花冈一郎的壮举。
1932年，三十二岁的吴浊流在新竹州卫生课组织的教师例行体检中，被诊断为患有肺结核。而他表面看起来很健康，自己也不觉得有病。他又跑到台北检查，台北红十字医院结论无病；台北医院则诊断为肺浸润，对工作无碍。当地父老认为新竹州卫生课的体检结论是当局迫使他辞职的计谋。拿到台北医院的证明后，吴浊流也曾想据此抗议，但冷静下来后，他又考虑：万一州卫生课的诊断无误呢？因此不如将此解释为善意。而且执教了这么多年，暂时休息一下也没什么不好。于是他决定休职。
多年后，吴浊流想起此事，颇为感慨：在那个不景气的年代能拿三分之一的干薪，悠哉游哉地过一年，不仅不应心存不服，相反是值得感谢的。说起来，这也是殖民统治扭曲了人们的正常心理，只要是日本人所为，不论好坏都被本岛人视为心怀叵测。
听到吴浊流患病休职的消息，五湖时的同事邱兰妹赶来看他。邱兰妹此时已调到铜锣公学校，从铜锣到四湖要走十五六公里的山路。她深深的友情，令吴浊流大为感动。当晚吴浊流夫妇和她聊到深夜。第二天，妻子因身体不便，吴浊流一人送邱兰妹回去。两人时而经过寂静的田野，时而走在弯曲的山道，时而穿越幽暗的竹丛隧洞。一个是三十二岁的壮男，一个是二十七岁的未婚美女，两人的心潮都有一些起伏……他们缓缓地边走边谈，不觉疲乏，也不觉路远。终于到了分手的地方，两人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当时，他们都不知道，这一次分手竟成了永别。
邱兰妹在师范毕业那年的暑假，和一位留学日本的大学生订了婚。暑假结束，大学生回到东京，两人靠书信保持联系。而男的大学毕业后，通信便断绝了。到底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连男方父母也没有儿子的音信。当时的习俗是一旦订婚就如同夫妇，女方不能请求解除婚约。邱兰妹苦苦地等待了七年，男方父母同情他的处境，答应解除婚约。那时她已二十八岁了。后来才了解到，那位大学生一毕业，没通知父母和未婚妻就逃到祖国大陆去了。
邱兰妹解除婚约后，一位青梅竹马的小时玩伴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回来，得知她的情况，立刻赶来求婚。两人幸福地成婚了。然而谁能想到，结婚当天晚上12时，日本刑事闯进家门把新婚的丈夫逮去了。原因是从大陆回来者，日本当局皆视为间谍。问题是邱兰妹的丈夫回到台湾已四五个月，在这期间警察并没对他采取任何行动，却在结婚的初夜将其逮捕，这显现了日本警察的卑鄙下流。邱兰妹不知丈夫被关在何处，终日以泪洗面，人也憔悴了。她的丈夫被抓走后没有受任何审问就被投入单人牢房，不久被释放。出狱后，他带着妻子到大陆，在厦门行医。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一次躲空袭时，怀孕的她行动困难，不慎从楼上滚落下来，因流产出血过多而死。
吴浊流多年后思考邱兰妹的命运，认为她多读了书，择偶的要求自然较高，然而台湾的知识分子大抵都是反日的，不能呆在台湾的居多。即使留在台湾，也要受到当局的注意，非得像土拨鼠那样生活不可。因此，像邱兰妹这样的台湾知识女性的命运大多是不幸的。
1932年2月，吴浊流休职回到家乡。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家优游度日，他又有闲暇作汉诗了。这一年他又加入了“大新吟社”。而结婚八年不曾生产的妻子，年内生了一个男孩，使一家人喜不自胜。
翌年3月，吴浊流到州卫生课复查身体，结果已无问题。4月，他回到新独立的五湖公学校复职，担任五六年级复式班级的教学。
五湖公学校的校长是研究科出身，持有中学教员资格，因此很有些自命不凡。这位校长汲汲于升官之道，一切迎合当局的政策。他一味加强农业教育，把全校教职员都赶往农场劳动。这种劳动和囚犯干活差不多，种菜、养猪、养鸡，盖堆肥舍等等，活儿五花入门。学生们种出来的大葱有两尺长，在品评会得过首奖；饲养的猪的肥育率，每月平均达四十台斤。这些活儿主要是动用五六年级学生，吴浊流深感不满，然而无法可想。有时他故意在放学后指导学生做课外作业，狡狯的校长马上找到教室来说：“放学了，请把学生借我。”由于校长对当局政策的积极迎合，不久就升为郡视学了。
校长升官后，当局又从杨梅农业补习学校调来一个日本人接任五湖公学校校长。不久，因为学校增加了一个班级，又来了一位刚从女校毕业的日籍女教员。这位叫袖川的小姐是生长在台湾的“二世日本人”，天真烂漫。袖川很爱好文学，一有空就捧着小说阅读。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吴浊流家里来聊天，每次来都大谈小说，有时还读某部小说中的一段给他听。在她的感染下，吴浊流也开始读小说。有一天，袖川又跟他谈起文学。吴浊流说小说都是人做的，如果我想写的话一定也能写。袖川竟哈哈大笑：“你，实在幼稚，小说不是普通人可以写的。”不过，她也怂恿他试试。吴浊流不服这口气，就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水月》。袖川看了很感动，劝他将小说投给杂志社。吴浊流便将作品寄给了作家杨逵、叶陶夫妇创办的《台湾新文学》杂志。
1936年，《台湾新文学》发表了吴浊流的《水月》。这是吴浊流的小说处女作。从日后来看，《水月》的发表是吴浊流人生中的一大事件，因为这是他的命运的重要转折点。吴浊流受此鼓舞，接着又写了《笔尖的水滴》《泥沼中的金鲤鱼》两个短篇，同年发表于《台湾新文学》。其中《泥沼中的金鲤鱼》还获得了杂志社的征文比赛首奖。翌年，吴浊流又在《台湾新文学》上发表了《归兮自然》，并创作《功狗》《五百钱之蕃薯》等小说。《功狗》也曾投给了《台湾新文学》，然而由于该刊被迫停刊，所以没能发表出来。
袖川为吴浊流的成就感到高兴，鼓动他继续写。她与吴浊流一家很亲近，常在月夜与吴浊流夫妇及孩子一起爬上五湖的山岗赏月徘徊，在月光下她还唱起了日本歌谣，歌声悦耳动听，令人难忘。然而好景不常，因为她欲与台湾人结婚，被抱持种族歧视的郡视学知道了，将她调到旧港公学校。不久，吴浊流也调到关西公学校任首席训导。
袖川的调离和《台湾新文学》的停刊，使吴浊流的文学热情暂时冷却，创作停顿了下来。本来吴浊流也没有想到要当作家，他读师范时，作文成绩也很一般。同时，他觉得日语的语法很复杂和麻烦，他并不喜欢，所以不曾想过当文人。吴浊流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与袖川的鼓动是分不开的。因此，她可谓是一个改变了吴浊流人生的女人。她调离后，吴浊流感到失去这样一位鼓励者实在是他的一大损失。
袖川调到旧港后，在那里和一个日本宪兵结婚。从此吴浊流和她没有再见面。直到20世纪70年代，袖川接受她的学生的邀请从日本到台湾观光，才与吴浊流再次相会。吴浊流陪她一块爬上狮头山游玩了一天。袖川将她离开五湖公学校后的经历详细地告诉了吴浊流。
袖川婚后生了四个孩子，而丈夫却死在了战场上。台湾光复后，她和孩子们被遣回丈夫的故乡日本鹿儿岛。但丈夫的家族却将她视作外国女人加以排斥，不给她提供任何经济上的帮助。她起初找到一份月薪三十八元的代用教员的工作，但这点薪水无法养育四个孩子。面对世态炎凉，面对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