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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尝曰：“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言文。
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官修之
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
谋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辞史局而就馆总裁所者，惟恐众人分操割
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而不明耳！”又曰：“史之难言久矣，
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
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言语可曲附
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
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
吾读而详识之，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
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
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
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
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它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
者，吾以它书证之，它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
不敢谓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
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
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
之真而不可益也。”。。在都门十余年，士大夫就问无虚日，每月
两三会，听讲者常数十人，于前史体例，贯穿精熟，指陈得失，皆
中肯綮，刘知儿、郑樵诸人不能及也。马班史皆有表，而后汉三国
以下无之，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先生则曰：“史
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人纪传而
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
表，非深于史者也。”（“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
从上面关于史料整理的这一段话看来，斯同对于历史学的论断，是有一
定价值的。他在这方面，实上承黄氏的史学传统，而下开章氏“文史通义”
之端绪。
第三节 十八世纪的专门汉学
到了十八世纪，所谓汉学成为风靡一时的专门之学。这和清封建统治势
力之进入相对稳定时期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和康熙以来的反动文化政策有密
切关系。
康熙以来的反动的文化政策，比元代统治的手法圆滑到万倍。一方面大
兴文字之狱，开四库馆求书，命有触忌讳者焚之（见章炳麟“检论”卷四“哀
焚书”），他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愚弄政策，重儒学、崇儒士。这不但表
现在康熙十二年荐举山林隐逸，十七年荐举博学鸿词，十八年开明史馆，而
且表现在其指导理论，打击当时新兴的“经世致用”之学，如十二年上谕命
编“太极图论”，十六年亲制“四书解义序”，五十一年上谕朱子配享孔庙，
以及选任大臣多理学名家等等。然这不是唯一政策，也不是如梁启超说的“在
朝理学与在野汉学形成了一个对峙”，反而在康熙时代已经有“图书集成”
的编纂，至雍正三年告成，书凡六千一百零九部。在这样的政策之下，升化
了经世致用之学，削弱了清初的知识武器。到了乾隆时代，汉学也就大为朝
廷所提倡，作为统治工具的理学的补充。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招集了
海内学者三百人入四库馆，编定了闻名的“四库全书”，凡七万九千七十卷。
这是所谓“汉学的大本营”。因此，乾隆朝的政策更实行对封建文化笺注与
烦琐并行提倡的指导方针。所以戴震说：“值上方崇奖实学，命大臣举经术
之儒。”（“戴东原集”卷十二“江慎修事略状”，乾隆壬午。）另一方面，
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以后，中国学术与西洋科学，因了受清廷对外
政策的影响，暂时断绝联系。因此，对外的闭关封锁与对内的“钦定”封锁，
相为配合，促成了所谓乾嘉时代为研古而研古的汉学，支配着当时学术界的
潮流。皮锡瑞说：
两汉经学所以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经学，稽古右文故也，国朝
（清朝）稽古右文，超轶前代。康熙五十四年，御纂“周易折中”
二十二卷；乾隆二十年，御纂“周易述义”十卷；康熙六十年，钦
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序
二卷；乾隆二十年，御纂“诗义折中”二十卷；乾隆十三年，钦定
“周官义疏”四十八卷，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钦定“礼记
义疏”八十二卷；康熙三十八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
乾隆二十三年，“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乾隆四十七年，钦定“四
库全书总目”。。；乾隆五十八年，诏刊十三经，。。嘉庆八年，
复命廷臣磨改以期尽善，。。足以别黑白，而定一尊。（“经学历
史”）
所谓御纂诸书，如康熙所纂的，多出于李光地诸人之手。章炳麟说：“李
光地。。会康熙朝尊朱学，故以朱学名，。。贵训诂，即稍稍理故书；贵文
言幽眇，即皮传‘周易’与‘中庸’篇；为无端崖之辞。然惟算术为通明。
卒以是传会得人主意，称为名相。。。自光地在朝，君臣相顾欢甚。。。时
令参订朱熹书，常曰：知光地者莫如朕，知朕者亦莫光地若也！”（“检论”
卷四“许二魏汤李别录”）
李光地承旨编纂了一大批书（如“周易折中”、“性理精义”），更上
书颂扬清统治者的文化政策，说：
臣又观道统之与治统，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孟子序尧舜
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之出于一者也。。。
孔子之生东迁，朱子之在南渡，天益付以斯道，而时不逢，此道与
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
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维
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臣虽无知，或者得依附
末光，而闻大道之要。臣不胜拳拳！（“榕村全集”卷十“进读书
笔录及论说序记杂文序”）
李光地所颂扬的统治阶级的“统”策，即康熙以来束缚学术自由发展的
法宝，所以清代史学家全祖望痛斥说：“君家相公（李光地）之书，其貌则
经者，其人则纯乎纬者也！”（“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四“答诸生问榕村
学术帖子”）
专门汉学就是在这样钦定御纂的世界中发展起来的。这正如皮氏所说：
“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
是为专门汉学。”（“经学历史”）
专门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以吴县惠栋为首。惠栋字定宇，生于康熙
三十六年（公元一六九七年），卒于乾隆二十三年（公元一七五八年）。皖
派以安徽戴震为首。戴震字东原，生于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卒于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七七年）。
戴震的学问从惠栋处所得者甚多，而其影响则超过惠栋。钱大昕曾为二
人作传，对于惠栋说：
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邃于“易”。。。汉学之绝者千有五
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
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剿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
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
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潜研堂文
集”卷三十九“惠先生栋传”）
对于戴震说：
讲贯“礼经”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彻其原本，既乃研精
汉儒传注及“方言”、“说文”诸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
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阎百诗、顾景范、胡朏
明虽善读古书，犹未悟斯失（指考证字义地名），先生始釐正之。
同时颇有狂而不信者，予深赞成其说。（同上“戴先生震传”）
吴皖二派不同的地方，过去学者或以为惠求其近汉，戴求其近实。王引
之即持此种见解。他说：
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
大都不论是非。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
（见“致焦循手札”）
章炳麟评述二派则说：
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
其学好博而尊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