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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不相下，殆昌黎所谓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然去圣未远，传授
必真，不过贤各行其所长，如清、任、和、圣，各成其所优，而其
实圣皆尧舜之道，贤皆孔子之学，小异大同，未失尧舜六府、周公
孔子六艺之传也。。。宋人之冒乱也，深而难知，为朱者曰我真孔
子也，凡不由朱者皆斥之；为陆者曰我真孔子也，凡不由陆者皆斥
之。。。而以孔门礼、乐、射、御、书、数观之，皆未有一焉。有
其一，亦口头文字而已矣。以孔门明德亲民之道律之，皆未有似焉。
有其似，亦禅宗虚局而已矣。（同上卷三“寄关中李复元处士书”）
这一分工的世界，在形式上披了唐虞成周的古衣古裳，而其内容却为事
与物的世界或“习行经济”的社会。他说：
唐虞之儒，和三事、修六府而已；成周之儒，以三物教万民宾
兴之而已，六德即尧舜所为正德也，六行即尧舜所为厚生也，六艺
即尧舜所为利用也；孔门之儒，以四教教三千人而已。文即六艺，
行即六行。忠信二者，即记者隐括其六德也。夫尧舜之道而必以
“事”名，周孔之学而必以“物”名，假若预烛后世必有离事离物
而为心口懸空之道，纸墨虚华之学。。。训诂、清谈、禅宗、乡
愿，。。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
夫儒者学为君相百职，为生民造命，为气运主机者也。即如唐
虞之世，莫道五臣十六相四岳群牧是大人之学、君子之儒，虽司空
之一吏，后稷之一掾，九州牧下之一卒，凡与于三事之中者，皆大
入学，君子儒也。夏商周之世，莫道伯益、靡仍、伊莱、传说十乱
诸公是大入学君子儒，虽其一吏一掾一倅，凡与于三物之中者皆大
人学君子儒也。孔子之门，莫道颜曾七十贤是大人学君子儒，虽二
千九百二十八徒众，但习行一德一行一艺，皆大人学君子儒也。儒
之处也惟习行，。。儒之出也惟经济。。。离此一路，。。即另著
一种“四书”、“五经”，一字不差，终书生也，菲儒也。。。此
义一明，则三事三物之学可复，而诸为儒祸者自熄。（同上“寄桐
乡钱生晓城书”）
颜元所谓的事物，有时统称“物”。这一物质的世界和宋儒以来雪性言
心的“镜花水月”的世界是对立的，他企图由幻景矫正于实境。他说：
“大学”曰“格物”，又曰“物有本未”，兹曰“仁人不过乎
物，孝子不过乎物”，盖周先王以三物教万民，凡天下之人，天下
之政，天下之事，未有外于物者也。二千年道法之坏，苍生之厄，
总以物之失耳。秦人贼物，漠人知物而不格物，宋人不格物而并不
知物，宁第过乎物，且空乎物矣，仁人乎哉？孝子乎哉？吾顾天下
为仁人为孝子也。（“习斋记余”卷九“题哀公问”）
这样，他认为二千年来，因丁失“物”之故，以致不能做“仁人孝子”，
而新世界的“仁人孝子”乃是惟物是格的新人类。并且，他还区别了二千余
年来失“物”的程度。他以为。战国诸子的世界犹有七成“物”的利益，漠
儒的世界犹有三成“物”的实在，宋儒的世界是一点“物”味也没有了。他
说：
吾尝论邪说矣：杨墨仙佛皆异端也，必不得靖，宁使惕墨行世，
犹利七而害三也。吾尝论儒术矣：漠之滥觞，宋之理学，皆伪儒也；
必不得已，宁使漠儒行世，犹虚七而实三也。即如“礼运”，虽未
必尽出于圣人，句句敷理于事，丽文于行，学者体践其一二，皆足
以康躬福世，即果监觞也，不犹益乎？下至其训诂，亦多切于器物
度数。宋人则有事外之理，行外之文，且牵释老附会六经四子中，
使天下迷酩，。。致普地库塾无一可用之人才，九州职位无一济世
之政事。（同上“礼运”）
此论虽然不是历史主义的观点，但不失为一个勇于追求新世界的哲人的
口吻，正所谓“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开二千年不敢开之口”。他的将来世
界，并没有直线地形成：乾嘉正走了一段所谓“虚七而实三”的滥觞，漠学
家们一味训诂着器物度数；晚清正走了一段所谓“利七而害三”的路径，墨
庄之学大行于清末，一直到古文学家章炳麟的“庄子”哲学，今文学家梁启
超的“墨子学案”。真正的物魂的召唤，则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历史了。
颜元的新世界观在于从失“物”的社会召唤得“物”的社会，实质上反
映了城市平民阶级的城市手工业独立发展的要求。他更为了召唤新人，著“存
入编”。他说：
某不度德力，。。新著“明太祖佛赞解”、“唤迷途”，合旧
作“诛佛论”，集为“存入编”，将为天地扫荡妖氛以救生民。（同
上卷七“癸亥季秋祭孔子文”）
他的“唤迷途”，共分五唤。第一唤，唤僧道。第二唤，唤修静者。第
三唤，唤西域僧人。第四唤，唤高谈性命的儒。第五唤，唤妖邪雅杂。这无
异是召唤宗教世界所失掉的“人”魂，所以叫做“存入”。这里含着极其浓
厚的近代市民阶级的人丈思想，不能谨以形式上的“靖异端”目之。他所召
唤来的理想人类，是人文主义的个人党醒和个性解放。在这一点，他比任何
一位清初学者都要极端，都要坚决。
颜元论事论物，都寻求一个实在的原因，不主张没有答案或答案玄空。
例如朱熹语录记：“问：风俗如何可变？曰：如何可变，只且自立。”颜元
抄了这条语录，批评说：“只问到肯紧处，朱子便推开！”（朱了语类评”）
又如朱熹说：“气有盛衰。真宗时，辽人直至澶州，旋又无事，亦是气正盛。
靖康时，直弄得这般田地，亦气衰故也”。颜元抄了这段话，批评说：“宋
儒论事，只懸空闲说，不向着实处看。如真宗澶渊之役，是一时将相有人，
宋经周程欧苏辈禅宗训诂文字坏士习惑人心，六军还可用，高将军还敢斥呵
文墨之人。至靖康时。。杨时得罢荆公配饗，汤、汪等蒙高宗，使宗汝霖、
李伯纪壮志成灰，秦桧竟杀岳忠武，。。乌救滅亡哉？朱子却归之气盛气
衰。。。”（“朱子语类平”）这好像墨子评儒者“乐以为乐”的逻辑，不
是答复问题。
颜元论“人”之所从“迷”，首先说出“迷”的着实处。例如他说明他
第一唤的人们之所从走向脱离现实的世界，是因为：一要是贫寒不能度日，
因而度为僧道；一项是祸乱迫身，无地自容；一项是父母生子女不成，迷信
保佑；一项是妄信灾祸，谋来世功果。这些是依据一般生活环境的分析，当
然还不是历史主义的分析。同样地，他说明第凹唤的人们所以“迷”，有其
“着实处”。他说八股儒士之所以听邪说，“毕儒者而丧心至此乎？。。况
做秀才而贪利肆行，为官长而染指负上，中气必馁，中心必惧，明惧朝廷之
法，幽惧鬼神之祸，一闻佛者颟顸之说，乌得不悦？一闻空名利之谈，乌得
不服？一闻忏悔消灾之技，又乌得不甘心也？”（“存人编”卷二“第四唤”）
这和顾炎武讥士大夫晚年好佛之说类似，惟颜元更说：
圣人之道何扫地减亡至此哉？窃独窥其故矣：人生之所大欲大
荣，大肆力以求之不遑恤其他者，富贵道德而已矣。天下之常人，
诸事不知，向慕贪富贵则有同情焉。天下之贤人，诸事不屑，向慕
求道德则有独嗜焉。眼见夫读漠宋注疏、作八股帖括、加表判论策
者皆富贵矣，。。六卿公无不从此途得也，天下毕复有不赴此途之
常人？。。眼见夫闭目静坐、谈性天、集语录、注解经书者称遣德
矣，漠唐某某、宋明某某，从祀孔庙，丁祀春秋矣，大者某派宗主，
小者某派传人，。。奉为大儒，仰为君子者，无不从此途出也，天
下毕复有不赴此途之置人？（“弱斋态余”卷九“题论礼观于乡”
二章）
他对于圣道减亡和中古士大夫求富贵道德的原因的说明，正如恩格斯所
批判的古典唯物论者，不过是在君子和小人的动机方面去作分析，没有去研
究它后面所隐藏的是什么。
颜元由对于人们人“迷”之原因的分析，进一步召唤新人类，向平实生
活的路上引津。他首先召唤僧侣变成市民阶级所要求的商人、工匠以至劳动
者。他说：
不当穿天下人的衣，吃天下人的饭，。。我劝你有生业的僧人，
早早积攒些财物，出了寺，娶个妻，成家生子。无生业的僧人，早
早抛了僧帽，做生意、工匠，无能者与人备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