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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他说：
古之征贵征贱，以粟帛为俯仰，故公上赋税有粟米之征、布缕
之征是也。民间市易，“诗”言“握粟出卜”，孟子言“通工易事”
“男粟女布”，是也。其时之金银与珠玉无异，为馈问器饰之用而
已。三代以下，用者粟帛，而衡之以钱，故钱与粟帛相为轻重。。。
孔琳之曰：“先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 此钱之所以嗣功
。。也。谷帛本充衣食，分以为货，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
用，此之为弊，著自曩昔”。然则昔之有天下者，虽钱与谷帛杂用，
犹不欲使其重在钱也。（同上“财计”一）
宗义此论，已摸索到货币的起源，但时代有局限，我们不能苛评古人的
幼稚思想。他由强调商品流转，探源于币、物一致，复由币、物一致，说明
货币之职能。他从国内市场来分析，有些和法国的重农学派的论点相似。他
主张“废金银”，其消极方面反对金银货币的死藏（明英宗以来折金花而以
银充赋，银只有上转而无下轮，银经过超经济剥削的滤斗到了达官猾吏之
手），而积极方面主张货币统一，使商品流通。他的详细主张是：
吾以为。。废金银其利有七：粟帛之属，小民力能自致，则家
易足，一也。铸钱以通有无，铸者不息，货无匮竭，二也。不藏金
跟（死藏），无甚贫甚富之家，三也。轻赍不便，民难去其乡 ，
四也。官吏脏私难覆，五也。盗贼胠筐，负重易迹，六也。钱钞路
通，七也。（同上）
钱币统一之利，即他所谓“使封域之内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此久
远之利也”。
宗义又论到统一货币的计划：
诚废金银，使货物之衡尽归于线，京省各设专官鼓铸，有铜之
山，官为开采。民间之器皿，寺观之像设，悉行烧毁入局。千钱从
重六斤四两为率，每钱重一钱，制作精工，样式划一，亦不必冠以
年号。除田土赋粟帛外，凡盐酒征榷，一切以钱为税，如此而患不
行，吾不信也。（同上“财计”二）
铜币是否能够统一货币，另当别论，但他的货币划一之说，是有利于工
商的。他不但主张以铜币划一货币，而且也理想纸币流行的蒸溜器，主张统
一发行之权，主张有准备金的信用货币，以保证钞 价，使“钞与钱货不可相
离”。他说：
按钞起于唐之飞钱，犹今民间之会票也。至宋而始官制行之。
然宋之所以得行者，每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而又佐之以监
酒等项。盖民周欲得钞则以钱入库，欲得钱则以钞入库，欲得监酒
则以钞人诸务，故钞之在手与见钱无异。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则官
之本钱当使与所造之钞相准，非界则增 造无艺；一则每界造钞若
干，下界收钞若干，诈伪易辨，非界则收造无数。宋之称提钞法如
此。即元之所以得行者，随路设立官库，贸易余银，平准钞法。有
明宝钞库不过倒收旧钞，凡称提之法俱置不讲。。。但讲造之之
法，不讲行之之法，官无本钱，民何以信？。。诚使停积钱缗，五
年为界，敛旧钞而焚之，官民使用，在关即以之抵商税，在场即以
之易监引，。。则谷帛钱缗不便行远，而囊括尺寸之钞，随地可以
变易，在仕宦商贾，又不得不行。德璟（崇祯间臣）不言钞与线货
不可相离，而言神道设教，。。何不深考乎？（“明夷待访录”“财
计”二）
宗义的经济思想，已有“国民之富”的萌芽。一则曰“天下安富”，再
则曰“金银。。与民间无与，则银力竭”（同上“财计”一），三则曰“遂
民之生，使其繁庶”（同上“田制”二），其内容近似于近代魁奈“经济表”
的思想。
我们在清初学者间除王夫之外常逢到“复古制”之说。粱启超谓之“复
古求解放”，以文艺复兴的观点来比拟，命题虽不正确，但接近事实。西洋
宗教改革时代，改革的思想是与神秘说不可分离的，前述的三派市民异端虽
有区别，但对上帝的解释筒由，却是他们中间的共同特点。例如代表农民反
对派的孟彩尔（真正的近代市民革命领袖），“在基督教形式的大衣之下，
传布一种泛神论，这种泛神论酷似近代推论的思维方法”（“德国农民战争”，
四四页）。清初学者的复古说，在形式上和宗教改革的主张是有区别的，但
他们的三代观念确具有近代的思维方法，与十六世纪欧洲的泛神论相当。明
白了这一点，宗义所称三代圣王的道理便易晓然了。他披着古代帝王的服装，
提出近代人的要求。启蒙学者亦只能是如此的，而表里如一的思维方法，则
是工业革命以后展史的产物。
在土地制度的改革方面，宗义是主张恢复井田制度的。在这里，我们不
去研究井田制的厉史，而只是把它作为宗义的一种理想来把握。有明一代田
制，以官田所有制最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孝宗时，“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
万八千五十八顷，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熹宗时，桂、惠、瑞三王及遂
平、寗国二公主庄田动以万计，而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盖中叶以后，庄田
侵夺民业，与国相终云。”民田被夺占的情况，以孝宗时为例，“管庄官枝
召集群小称庄头伴当，占地土，敛财物，污妇女，稍与分辨，辄被诬奏，官
校执缚，举家惊惶，民心伤痛入骨。”（“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雇
炎武说苏州“一府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也”（“日
知银”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这表明土地被皇室外戚阉宦所强占，
甚为集中。赋税苛役特重，江南“就税有二三石者”（“明史”卷七八“食
货志”二），“江南之民，一困于赋，再困于役，盖已皮尽而骨存矣”（“复
社纪略”），“豪富不肯加耗，并征之细民，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续
文献通考”卷二宣德五年）。宗义的理想，是从这样的历史现实出发，他首
说当时税租制度惹起了民无可耕之田的现象：
其赋之于民，不任田而任用，以一时乏用制天下之赋，后王因
之。后王既衰，又以其时之用制天下之赋，而后王又因之。鸣呼！
吾见天下之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今天下之财赋出
于江南，江南之赋至钱氏而重，宋未尝改。至张士诚而又重，有明
亦未尝改。故一亩之赋，自三斗起科，至于七斗。七斗之外尚有官
耗私增，针其一岁之获不过一石，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乃其所以至
此者，因循乱世苟且之术也。（“明夷待访录”“田制”一）
上面所斥责的剥削现象，是基于皇族土地所有制而来，结果是“民所自
有之田，。。以法夺之”，“州县之内，官田又居十分之三”（同上“田制”
二），危害了生产力的发展，激起农民的暴动。租赋之外，更有暴税。他举
出了三害：
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
田土无等第之害。何谓积累莫返之害？。。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
力差，有跟差，盖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条鞭法，通州府县十岁
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
之例，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
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
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
出之差乎？。。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
又增链饷七百三十万。倪元璐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薪饷链饷又
并入于两税也。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
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何谓
所税非所出之害？。。有明自漕粮而外，尽数折银。不特折毙之布
帛为银，而历代相仍不折之谷米亦无不为银矣。不特谷米不听上
纳，即欲以钱准银，亦有所不能矣。。。天下之银既竭，凶年田之
所出不足以上供；手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为银，则仍不足以
上供也。无乃使民岁岁皆凶年乎！天与民以丰年，而上复夺之，是
有天下者之以斯民为仇也！。。何谓田士无等第之害？。。今民间
田土之价，悬殊不啻二十倍，而有司之征收画以一则，至使不毛之
地岁抱空租，亦有岁岁耕种而所出之息不偿牛种。。。何怪夫土力
之日竭乎！吾只有百亩之田而不足当数十亩之用者，是不易之为害
也。（同上“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