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寿多则辱，这至多算是“章太炎现象”，够不成败笔。我们毋宁说他透视到了将来国民党的腐败，很了不起。章太炎的真正败笔有二：
一是攀附权势。一个谁都敢骂的“章神经”、“章疯子”，似乎不该有附骥攀鸿之举，然而实实在在是有的。他曾接受与其品性迥异、各行其岸的孙传芳之邀请，与孙传芳一起投壶作乐，落为笑谈。章太炎晚年索居苏州，门前冷落车马稀。一次章的爱侄在上海与人发生官司纠葛，向章太炎求助。章太炎要学问有五车，要权势些许也没有。情急之下，章太炎想到了上海的黑帮老大杜月笙，给杜修书一封，求其帮助。杜月笙见信，喜出望外，正撞到自己枪口上，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事情摆平了。杜月笙深知这是笔划得来的买卖，哪里会错过，他趁热打铁立即启程亲赴苏州拜访大名鼎鼎的“章疯子”，结识学术泰斗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杜月笙送给章太炎一张银票，解除了章在经济上的拮据。那之后，白花花的银子不断从杜府流入章府。章太炎则投桃报李，亲自为杜月笙修家谱。就这样，一笔肮脏的交易在一位声振寰宇的国学大师与一位地痞流氓之间做成了。
二是他的出世思想与行动。既然在世上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就应该做到底。章太炎偏不。他年轻时就想到过出家印度，只是因盘缠不足才未能成行。中年的他曾经上当受骗，被诓到峨眉山剃度。他过分迷恋佛学，热衷于出世，实为败笔。
胡适（1891～1962）与章太炎不同，胡适是积极入世的，一生紧密联系社会潮流。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将随时间的消失而越发熠熠生辉；他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做人格言将永远光照人间；他的许多思想将是中国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知识分子独立的品质也是后人的楷模。
但胡适也有败笔，那就是他有些过于入世了，过于注重与政府的配合了。现代社会，优秀的知识分子是作为政府的对立面（指学术角度，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反政府”）而存在的。没有优秀知识分子作对立面，政府是危险的。知识分子是制约与监督政府的重要一环，他们理应用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寻找政府的缺失，寻找到了，绝不放过。只有经常处于被批评状态的政府才是正常的政府、也才能成为好政府。尽管胡适提倡过“好政府”，却对“好政府”的基本条件有所忽视。
胡适最大的败笔是他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的初衷是使文学与文化尽量大众化，这本不错，但是做过了头，使现代与传统断了线，使数千年“雅”的传统绝了迹。恶劣后果至今仍未消除。倡导白话文的人很多，其中以胡适最极端，恶劣影响最大。胡适认为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就是要清楚明白。这与传统的文学要隐约含蓄的说法大相径庭。胡适反对文章用典，他每每评骘陈寅恪的文章时都面带鄙夷之色。胡适有一句名言：“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依照这个逻辑，他把《丁文江传》改为《丁文江的传》，认为惟有如此才算地道的白话。在胡适极端主张的影响下，掀起了一场废除汉字的运动——其潜台词是：有语音足矣
，要文字何用？虽然这场闹剧以失败而告终，但大半个世纪以来，汉字一直处于文字改革家之“彀”中，惶惶不可终日。许多作家至今仍以平淡无奇为文章之第一要义，全然不讲修辞章法、牵连萦带。文章越来越像白开水。如果说胡适是文章没落的罪魁，似乎过重了，瞿秋白更激进，认为白话文乃“骡子文学”，仍不够白，文学应该使用纯白的“大众语”。但无论如何，胡适是脱不掉干系的，因为在文化领域，胡适比瞿秋白的影响力大得多。
鲁迅（1881～1936）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胡适的不足，他敢于批评政府。段祺瑞政府向请愿学生开枪，他写了充满火药味的《纪念刘和珍君》。他批评政府的文章加在一起足以编成一部厚厚的书。鲁迅也敢于在文章中残留些文言文的余味。在这些方面，鲁迅是胡适缺陷的绝好补充。鲁迅岂止批判政府，他还批判比政府还要大的社会，批判中国几千年历史。鲁迅从来都是批判的、不妥协的。
批判在给鲁迅带来赫赫名声的同时也使他不自觉写出了败笔。
首先是受尼采影响，批判面过宽、过刻薄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固然具有可批判性，然而也具有可保守性。二者永远同时存在，只是比例不断发生变化罢了。显然鲁迅对于世界的可保守性估计不足，误认为批判是拯救世界的惟一手段了。
鲁迅认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之六）孤立地读这段文字，激情荡漾，颇受鼓舞，然而却经不起推敲，读之恍恍惚惚浮现出红卫兵破四旧的景象。生存、温饱、发展与后面所列诸因素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退一万步，即使存在因果关系，也不一定非要统统“踏倒”。用批判、消灭这一条腿走路，只能蹦着走，既走不快也走不稳。
其次，对人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偏激，人也是多元化的，并不是非好即坏。鲁迅所恨之入骨的一些“敌人”其实远不像鲁迅所想像的那样坏。
甚至对自己也过于苛刻了，直至死前留下了苛刻的遗言。鲁迅是个伟人，鲁迅的文章是文章中的上品，但这个遗言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让人恭维。七条遗言早已不是什么秘笈，现将后四条恭列如下：
……
四、彻底否认夫妻情感：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
五、彻底否认自己毕生经营的事业：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和美术家。
六、彻底否认关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元素：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其实，这三个“彻底”、一个“弘扬”都大可不必，无论有何苦衷。
鲁迅的第三个败笔，是由于相信了不客观的报道，由于涉猎自己所不熟悉的领域，写了一些不那么站得住脚的文章。这些也许算是人们经常所说的“局限性”吧。
批判重量级人物，一定会遭受物议，这一点我做好了思想准备。我仅想对发难者说一句话：盲从与恭维是断送，批判是继承与发扬。
杜威：自由主义之名与实
？ 黄力之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中，胡适的地位空前看涨。李慎之先生在其最新的文章中，引证了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的一段话：“现在有人对你所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对此，李先生称颂为“何等简练干脆！何等明白晓畅！”〔1〕在这一点上，“鲁迅未必如胡适”，因为胡适是“在被马克思称做‘天生的现代国家’的美国的留学生，又一贯关心政治和法律，因此他天然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
〔2〕。
不错，胡适的自由主义是从美国来的，他最尊敬并信奉的老师是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John
Dewey）。然而，不知李先生诸人注意到没有，胡适在主张自由主义时，却不像杜威那样标榜“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似乎是只有“大胆的假设”而无“小心的求证”，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并未贯彻到底。因此，有必要将杜威的理论作为一个参照系来引起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反思。
杜威在三十年代就比较多地关注过自由主义问题，相关的看法可以见之于他的两本著作中：《自由与文化》（英文1939年版）及《人的问题》（英文1946年版）。
与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不同，杜威的自由主义理论并不坚持自由的惟一性原则，而且能够区分出自由主义之名与实，因而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显得比较通情达理，值得胡适的后继者们思之。
在《自由与文化》中，杜威一开篇就说，关于自由有一大堆问题，世界现状把这些问题摆在一切“民主国家”的公民面前。这些问题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