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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腐败恰恰是性快感的丑陋表达，音乐、美术、诗歌仅仅是性快感的艺术载体罢了。”
一句“说得直白些”，将钱先生端坐的身子震歪了，让其“快乐”一下子掉进了形而下的肉缝里（我甚至看见了先生勃然大怒的样子）。不能不说这份“大媒”玩得过火，好在旨在“抛砖”，意在激将出“性”这道“酥”话题来。对这段“矫大枉小过正”的文字，我表示理解和赞许，至少它给躲藏在人类价值深窖中——原本就处于“领导核心”的“性”——放下一道绳梯，真正提拔至“主席台前排”就坐了。
（二）
性是自然法。根据柏拉图的观点，人生来即自感欠缺，故要从异性身上获得“完整”。人之本性绝对是“渴望他者”，即“斥同——求异”的。这决定了人的所有欲望都在于向“异”性的事物靠拢和挺进，男女、阴阳、正负……最后的完成与结合无不呈一种“凸凹”拥合模式，而所谓“满足”即一种“到位”“互补”“嵌合”的自然状态——好比“太极”交尾图。在人类发明的所有几何图中，没有比“太极”意像更大快朵颐、更欢悦人心、更能生动地揭示阴阳之秘的了。
社会历史的暗河之一即“性”的流通史。看不到这点，要么撒谎，要么无知。
无论古印度、古埃及文明，还是古希腊罗马、华夏文明……“性”，都在生命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演绎和释放，于宗教、雕塑、文学、建筑等方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印度的“湿婆”神和埃及的生殖崇拜，古希腊罗马的狂欢日和酒神节，中国的“伏羲女娲交嬉图”，春秋时男女群欢的“仲春之会”，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
古希腊被后世誉为人类最自由最明媚的“儿童期”，大概也和那个时代的“性沸腾”和肉体解放有关，而它蓬勃的人权意识、自由理念和激越的艺术创造，与其“性坦荡”亦不无瓜葛。华夏史上的“儿童期”，大概要首推《诗经》年代了。《诗经》中的《风雨》《野有蔓草》、《桑中》、《东门之杨》等都露骨地表达了当时的“会男女”之风。
有自由，就会有枷套接踵而至；有狂恣，就会有纲纪尾随而来。所以性在历史上便有一场大起大落、—波三折的诡谲演出。在华夏，有从“男女授受不亲”乃至“革人欲复天理”的儒纲理学。而欧洲，则在基督教的呵斥下坠入了绝欲清寡的漫长中世纪。
有讽刺意味的是，愈是理论上轻视肉体、对“色”口诛笔伐者，愈是只争朝夕地偷偷品咂“快感”之妙：比如宋朝朱熹，这位被皇帝作为二级圣人请进孔祠的道学大师，就曾被人以“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偕行”、“冢妇不夫而自孕”等罪名弹劾。而圣奥古斯丁（354～430），这位欧洲神学之父、禁欲理论的首席掌门，虽将鬓衰体弱的后半生留给了“忏悔”，但却把年富力强的前半段用于疯狂的纵欲：“上帝啊，给我贞节吧！——但现在不！”李书崇在其《东西方性文化漫笔》中道：“被圣奥古斯丁用理论武装起来的禁欲主义，使西方男女的脸上长达十个世纪没有挂上过笑容；难怪罗素说：‘他的思想阴影，就像一种沉重的物质力量，笼罩着西欧人心头一千年。’”
圣人们的“桌下曲”无不言说着一个事实：“性”牢不可摧！“快感”不战自胜！即使道学表面上再狰狞再凶悍，其本质也是虚弱不堪的。就连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圣雄甘地，也不得不羞涩地承认：当他和天香少女肌肤相近时，自己竟遭“冲动”袭击！
文化伦理对“性”的钳制毕竟有其历史契约性，而最黑暗、最不人道的对“快感”的剿灭却来自政治和权力意识形态。比如二十世纪的政治极“左”运动。
颇富深意的一个现象是：“性”与“民主、人权”在遭际上竟有着惊人相似！现代专制集权虽政治上高扛“反礼教”“反封建”旗号，但对“性”的态度却和禁欲主义、中世纪神学如出一辙，这在昆德拉、克里玛、奥威尔、王小波等人的小说中都有淋漓的影射。比如奥威尔的《1984》：为了取消一切和“党”争夺群众的东西，确保对党魁“老大哥”一人的绝对忠减，“党”推行“性严格主义”和“新女性”政策，不仅在价值观上苛意贬低“性”，甚至试图从技术上废除“性高潮”；用主人公温斯顿的话说，他妻子的身体“已被党的力量永远催眠了”。在这样的禁欲统治下，人的政治反抗也往往采取了性的方式，比如温斯顿和少女朱丽叶的偷情，以及朱丽叶故意和“党员”们淫乱等。中国“文革”时曾秘密传抄的“地下黄毒”——《少女之心》，亦属此例。性也是一种政治反抗，而且是最易操作、成本最低、代价最小和最惊心动魄的一种反抗。和受苦受难的斗争方式不同，她是一种愉悦方式的反抗，是身心并赴的一种狂欢式的发泄，其本身无甚风险，因为性能量每个人都天生具备，随身携带，可随时随地爆发与消逝，过程简单而隐蔽……
（三）
以上所说，无非是承认“性史”在“社会史”、“人类史”中占据着极重要的一页，亦是对轻视肉体的虚伪行径表示厌恶，但并不意味着在“性”与“人”之间绝对地划上等号。这也是我和敬文东先生间的一点歧异。
物极必反乃自然之道。性也不例外。任何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在本质上一样反常，一样有悖健康人性。愈淫乱的社会愈易生禁欲，愈禁欲的时代愈易致纵欲，就说明了这点。
应该说，“性”——在人的所有天性中，是最难以自身意志来控制、最难用律令来约束的，就像大自然无处不在的水。水无形，又最有力，是福祉，也是灾难。她凶悍，她温柔，她甘之若饴，她咆哮如雷……无论什么时候，对“性”的尊重和爱护都像对水一样，包括两个方面：鼓励与调控。前者意在畅通，后者旨在有序。没有“性”的土壤是干涸的，必然导致生命的皴裂，而绝对主义的性自由同样有害，她使人性陷入熵涝的泥沼与腐烂之中。
重要的是给“性”一个容器。什么样的容器呢？是靠人自身的文化属性和邻近的精神手段来疏导，还是借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来围堵？是借“大坝”强行截水以消翦“洪水猛兽”，还是靠人的素质来保护环境、借更多的天然湖塘以分涝泄洪——乃至灌溉利津、滋润田亩？究竟意识形态的牢笼更管用，还是大自然的“保险柜”更保险？
其实，对日日夜夜生在岸边的农人而言，这是个常识。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没有政治权力的强行染指（比如彻底告别了奥威尔《1984》中的那个时代），即使我们迎来了一个人身充分自由、“性”已真正获释并独立的社会（比如今天的欧美），“性”的苦恼和忧郁亦将存在，甚至更加突兀。迄今为止，人类已发明了许多“容器”模具，诸如伦理、婚姻、责任、法律等等，但似乎都不能令人满意，都不是那种只对“性”有利而无害的容器。从终极意义上说，这样的容器大概永远造不出来……“性”之永恒恐怕也就在这里。
从人的整体历史来看，对“性”起决定性调谐作用的，仍在于她内部的天然力量。
性本身就充满天然的矛盾。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正像鲁迅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正是辩证法，是上帝的“有机”原理。否则，若一件事做起来对当事人只有利而无害，那就可怕了。性也一样，她本身混含着温柔和粗暴、紧实和空洞、兴奋和沮丧、高潮和疲惫、销魂和落魄、狂妄和自卑、快感和犯罪等数不清的暧昧品质，而且，疾病、死亡和心灵虚无的阴影始终伴随着她。她是猩红、艳丽和灼热的，同时又是灰色、沉闷和压抑的。该矛盾并非后天的道德和政治设定，而是先天的生物定律和自然法。这也印证了古希腊神话中性爱之神爱洛斯的形象：他总是手持一盏灯步入黑暗的卧室中——抚慰和恐惧、诱惑与陷阱、生命的魅力和死亡的力量一并散发着……也就是说，“性自由”中包藏着天然的“不自由”成分！也正是这种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给予“性”以天然的保护，不致使其走向单极而崩溃，不致因溃疡而腐烂。
即使没有伦理道学这层后天的道德审视关系，在人的主体内部，“性”与“羞耻心”从来就是孪生的。即使圣奥古斯丁是个天大的伪君子，但他有一句话却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