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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这里明
白地让“对话”效力于较早的关于意识形态符号的社会沟通意图的观点。
但巴赫金赋予对话以新的含义，归纳起来有如下特点：（1）对话是“我”与“他者”的对话性对立：“生活中一切全是对话，也就是对话性的对立”；（2）对话不是手段而是目的；（3）对话本身就是行动；巴
巴（4）对话就是存在，“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沟通”；（5）对话是永恒地未完成或不可完成的；这五条可以说实质上并未超出
加达默尔的视界：对话的存在—本体性、语言性和开放性等等，不过由于早
于加达默尔数十年并且是从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诗学路径提出，足可以令西
方学者惊奇而肃然了。但更具独创性因而更引人注目的在于：（6）对话具体表现为“异声同啸”，即“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
巴 巴
合的声音和意识”， 或“不同声音的配置及其相互关系。”经典小说往往
以“独白”为主导，一个权威声音统治其它声音，这意味着拥立与德里达的
指责相类似的权威等级制；而“异声同啸”则意味着消除唯一权威或权威，每种声音即每个人平等对话，竞相鸣放，而且还包括与自己的对话。例如，巴 赫金 （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第86 页。
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344、252 页。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344、252、79 页。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79 页。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343 页。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29 页。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362 页
《罪与罪》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独白充满对话性，“他不是思考种种事物，而是与这些事物说话。”这些话中塞满他人的语言，成为他与之争论的对手，于是他同这些声音展开对话：
他组织内心的语言，就是针对他近日来听到的、触动他的他人话语，组织一连串生动的、激烈的对语。他称呼争论的对方，都用“你”字，对其中几乎每一个人，都要引述回敬他的原话，却改变了语气。同时每
一个物，每一个新的人，对他来说立即变为一种象征……是某种生活目
的和思想立场的象征，是在令他苦恼的那些思想上的问题中代表着生活
中某种解决办法的象征。……他把所有这些人物相互联系起来，让它们
相互比较或者相互对立，迫使他们相互回答问题，相互呼应或相互揭露。
结果，他的内心的语言就象哲理剧一般展开，其中的人物都是生活中现
实存在的不同生活观和世界观的体现
者。《
这种消除“最强音”、“主调”而让众声齐鸣的平等、民主的语言世界，尽管还充满着不安与恐怖气氛，但能够平等对话本身，不就是一种“语言乌
托邦”么？我们能够在现实中随处与这种无权威的每个人平等对话的境界相
遇么？同时，作为作者，我们能如此自信地写作出这样的对话小说么？作为
读者，我们能这样自如地深入其中而获得参与对话的快乐么？确实，巴赫金
的如上描述令人想起加达默尔的“对话”中的“视界融合”和巴尔特的“本
文的快乐”，即都强调对话世界的不确定、差异、平等和由此而生的特殊快
乐。如此，当今西方文坛一致看好巴赫金，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巴赫金的“异声同啸”对话自有其机杼。每一种声音并非不确定
的或总是“延异”的能指碎片，而是生活世界的“象征”，是意义的携带者，因而是确定的；同时，各种声音之间的对话虽然充满差异、冲突、宛如“哲
理剧”，但这个剧本并不象巴尔特所以为的那样是没有作者的“孤儿”，而
是由一个确定的、超然其上的作者去创造的。这个作者懂得如何安排出一场“异声同啸”对话：
他要表现的，恰恰是一个主题如何通过许多不同的声音来展示，这
可以称作主题的根本性的、不可或缺的异声同啸性和不协调性。陀思妥
耶夫斯基认为重要的，也正是不同声音的配置及其相互关系。《
可以说，巴赫金是从一个与众不同的确定的根基上去描述一种不确定的
对话，从而既关注加达默尔和巴尔特等人为之兴奋的不确定对话，却又克服
了他们轻易抛弃确定性把握的偏颇。但是，“异声同啸性”难道就需要从作
者意图去领会吗？凭什么证明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意图呢？而且，这
样的领会和证明是否必要和有多大价值？为什么不能说是读者巴赫金个人的
阅读感受呢？因此，巴赫金对“对话”、“异声同啸”现象的描述，还有相
当浓烈的绝对或决定论色彩。对此作适当的“擦洗”工作，上述“对话”、“异声同啸”概念的真正价值才会显露其光泽。巴赫金上述概念的魅力，部
分地还来自于如下事实：它们的出现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阐
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表明，真正有力的理论总是同具体文学现象的
分析结合在一起的，两者交相辉映，互为阐释，形成文学与诗学的阐释上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326 页。
《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361—362 页。
相关性，这大概正是“互本文性”或“互文体性”可以部分地表达的吧？
巴赫金的上述观点是他的独特语言观和研究方法的体现。
语言的本质是什么？前面我们已领略过语言是“隐喻”（卡西尔）、“诗”（海德格尔）等不同说法。在巴赫金看来，语言的本质就是“对话”。如果
说生存充满“对话”，就是“对话”，那么，“对话”就是生存的最基本的
东西，就是生存，而正是在这种生存与“对话”同一的状态中，语言的“对
话”本质显露出来。生存的特性也就是语言的特性—“对话性”。同加达默
尔的“语言性”相比，“对话性”显得具体、实用，突出文学本文内部的异
质、多样、冲突等复杂关联，尤其在运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这一现代主
义经典本文时，展示出特别的魅力，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个惊人地生动和奇
妙的对话世界。但如果就此扩展进文学以外的非语言符号世界 （如绘画、音
乐、电影、戏剧等），也许就不会那么顺畅和实用了。加达默尔的“语言性”
虽然失之宽泛或大而无当，但有一个好处：适用于几乎一切艺术现象。由此
看来，“对话”概念在伸展到非语言符号领域时所带来的问题，有待于进一
步探索，这个问题倘能有所破解，会增强“对话”在今日语言学诗学中的威
力。
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乃至他的全部诗学探索，都没有局限于纯语言学
方法，而属于“超语言学”。正是在此他与语言学的符号学诗学划清了界限。
例如“对话”，它被认为是“活生生的具体的言语整体”，这就决定了不仅
涉及语言学，而且还涉及社会学、历史等，因此，“对话关系是超出语言学
领域的关系”，它恰是“采用纯语言学标准所无法揭示出来的”，这就要求
运用超语言学方法。“超语言学研究的是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
方面”，即社会、历史、存在等。对巴赫金来说，超语言学也就是意识形态
语言学，即把语言视为处于意识形态环境作用中的人们的具体话语行为。当
然，巴赫金并未因此轻易抛弃语言学，而是穿越它，带着语言学的馈赠而进
入超语言学之域。“超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忽视语言学，而应该运用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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