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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等联系起来思索。同时，社会环境的作用在符号系统内部是如何转换的？巴赫金并未提供出可借以把
握的理论模型。这也许须等待后来杰姆逊对“符号矩阵”的改造加以推进。
尽管如此，巴赫金的“意识形态符号”概念毕竟是具有首创性意义的。
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1929）里，巴赫金更强调意识形态符号
的“社会冲突”内涵：“每一个词……都是一个小小的竞技场，不同倾向的
社会声音在这里展开冲突和交流。一个人口中的词是各种社会力量活生生的
交流互动的产物”。转
艺术话语、对话和异声同啸
把文学视为意识形态符号是否会冒一种语言学的形式主义危险呢？巴赫
金对此似是胸有成竹的：诗学应当“依靠语言学，但它不是语言学研究。”
作为语言学对象的语言不可能具有“诗意特性”，它“只有在具体的诗意结
构中才具有诗意特性”。也就是说，“诗的特征不属于语言及其成分，只属
《
于诗意结构”。这里把艺术特征确定为诗意特征而不是语言特征，是明确同
一般语言学研究划清界限。但“诗意”概念显然是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相
信艺术符号具有不同于一般符号 （语言）的特殊结构。
那么，这种具体“诗意结构”怎样呢？巴赫金用“艺术话语”（相当于
英文discourse）去阐述。“话语”是语言在具体环境中的运用形式，即人
们的具体说话行为及所说的话。文学作为“艺术话语”正是一种具体话语形
式。“只能谈论语言及其成分在诗歌作品或更简单的诗意构成物—话语—的
结构中的诗意功能。”而且，“脱离话语及其形式和具体组织，势必同时失
《
去诗意特性。”这似乎是把“诗意”归结为话语结构本身的特性，这就有些
费解。话语特性难道就等于诗意特性？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14、10 页。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5 页转 引自克拉克和霍奎斯特著《米哈伊尔·巴赫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269 页。《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6 页。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6、114、164 页。
这就需要在“话语”的内涵上做文章。巴赫金相信，“话语”的“诗意”
特性在于它包含比一般“语言”更特殊的东西。这更特殊的东西是什么？是“历史现象的现实性”。“话语已不是自然体和自然过程，而是历史事件”。
《作为历史事件，话语总是包含人的具体“社会评价”，即人对历史现象、社
会环境的主动的情感反应。这种“社会评价”正是贯穿于话语中决定其意义
的那种历史现实性：
正是社会评价使得话语的事实上的存在以及它的思想意义具有现实
性。它决定对象、词、形式的选择，决定它们在具体话语内独特的组合。
它也决定内容的选择、形式的选择以及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联系。“社会
评价”的注入赋予话语以活力—历史的现实性在此生成。如此，“诗人
《
选择的不是语言形式，而是其中包含的评价。”显然，巴赫金试图通过
强调“艺术话语”中语言形式对于社会评价的从属性，把诗意特性植根
于“历史现实性”之中，从而一面拒斥形式主义反历史的偏颇，一面为
意识形态诗学所特有的社会功利立场找到话语结构的具体依托。这使他
必然赋予“社会评价”概念以不大相称的过重的“中介”内涵：
社会评价在作为各种能力的抽象体系的语言和它的具体现实之间起
中介作用。它既从选择语言形式方面，也从选择意义方面决定着现实的
历史现象—话语。……意义、符号和现实这三者通过社会评价而实现统
《
一。
这段话的重要性不应因“社会评价”概念的依旧过于空洞、抽象和陈旧
而遭到忽视，因为，它表露出二十年代时人为解决本世纪诗学中至今仍属疑
难的语言与意义问题的可贵努力。与语言学的符号学诗学（列维—斯特劳斯、前期巴尔特等）主要在语言与意义关系的语言学模式中求解不同，巴赫里输
入了两个新概念：一个是“现实”，由它代表“社会环境”、“历史”等，相当于语境因素，另一个就是“社会评价”，由它去以“中介”的身份串连
起语言 （符号）、意义和现实三者，这显然是属于艺术的“灵魂”一类关键
的东西，倘无它，艺术本文便是散沙一盘，或者用后结构主义术语说，是“碎
片”一堆。可见，巴赫金既不同于形式主义或语言学的符号学，也有别于后
结构主义的本文理论，因为后者正是相反全力拒斥“社会评价”一类当被称
作“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东西。巴赫金的上述考虑稍嫌笼统而令人难以掌握，但从社会评价、语言、意义和现实这四方面探索艺术话语的诗意特性，不失
为一条可行之道。例如，如果用后结构主义的“延异”、“本文的快乐”等
去有节制地抹掉上述四方面的某些机械的绝对性、确定性色彩，增加诸如杰
姆逊对“符号矩阵”的改造等可操作内容，再回注入克里丝蒂娃那种强烈干
预现实的邀请，巴赫金的上述设想也许会更为可观，也更具实用性。
颇富戏剧性的是，巴赫金的上述构想似乎对当今被后结构主义的轰击震
懵了的西方人并无太大吸引力，相反，他们为重新“发现”老巴赫金二十年
代就推出的“对话”（dialogue）及相关概念“异声同啸”（heteroglossia）
等而拍手称快。为什么？西人此时有自己的特殊胃口，这就是说：既为后结《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6、114、164 页。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6、114、164 页。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65、169、170 页。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65、169、170 页。
构主义的狂轰滥炸而称快但又不满足于其只破坏而不建设，而巴赫金却能有
此功而无此过，何不“拿来”？这样一来，“对话”等概念就需注意了。
对巴赫金而言，文学这种“艺术话语”并非单个人的讲话或句子成分，而就是“对话”：“话语是双方的动作，它取决于两方面：一是谁在说，二
巴
是对谁说”。 比之早先的“话语”，“对话”突出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社
会沟通以及必然性的沟通障碍如差异、冲突等，尤其重要的是突出对话中的
双重声音关联这一生存基本条件：“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
巴
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这等于说生
存就由“对话”构成，你时时同一个“声音”对话，这“声音”可能时而熟
悉、亲切如“你”，可能时而陌生、敌对如“它”（马丁·布伯尔），反正
你正是在这种对话中活着，由这种对话而活着。“对话”就是生存。这表明，“对话”已是一个本体论和语言论相同一的概念，这倒近似于加达默尔的本
体论和语言论的阐释学。后者以“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和存在一理解
的“语言性”和同样字面形式的“对话”等道出了某种相同信息。但巴赫金
的“对话”毕竟自有其特殊内涵。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里，“对话”概念已跃居中心地位，被
视为解开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语言之谜的关键：
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沟通之中。对话沟通才是语言的
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 （日
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这里明
白地让“对话”效力于较早的关于意识形态符号的社会沟通意图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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