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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代是游民多与游民活动特别有影响力的时期，游民的江湖也于此时出现，但游民是旋生旋灭的，北宋末、南宋末、元末乃至明末都有大量的游民死于战乱。特别是明初的重建宗法、重建小农，游民基本上消失。后来虽然人口膨胀、兼并剧烈，游民逐渐增长，明中叶以后直至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作为一个人数众多游民群体基本上没有消失过。宋代以后，游民增长与活动显示出阶段性，各个阶段的游民活动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些在原书中缺少论述，“增修本”在上述这些方面做了补充。
三，一些通俗文艺作品中的游民意识是如何影响广大民众、甚至成为民众、特别是底层社会的人们认识世界、认识历史、判断是非的主要依据，从而成为游民社会化与社会游民化主要桥梁的呢？这与通俗文艺作品的传播是分不开的。原书虽然探讨了通俗文艺在民间的影响，但对于通俗文艺作品中的话语在民众头脑中扎根现象关注不够，本书在这些方面做了补充。书中还提到齐如山先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所写的《戏文警句》，那篇短文中罗列了一百多句当时流行于北平人口头的警句以为证据。
四，加强了对“三教之外，还有一教”即“小说教”的论述。本书的目的在于阐述游民问题不单纯是个社会问题，更是个文化问题。我们讲传统文化目光都集中在儒释道三家上，对于在民间有广泛影响，甚至这种影响也波及到其他阶层的“小说教”却忽略了。虽然原书也谈到这个问题，但没有列为专节。“增修本”把这个问题作为专节来论述，并征引了前人在这方面的探索。
五，从游民的社会化的角度探讨了江湖问题。原书只从游民奋斗的空间的角度分析了江湖的性质，其实江湖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它处于隐性状态，与主流社会相背离的。投入江湖的不仅仅是游民，也包括了许多其他阶层的边缘人物。这些边缘人物想在江湖中觅求他们在主流社会得不到的东西。上层社会的边缘人物投入江湖后，往往会成为江湖的中坚或领袖。这种反主流社会的江湖出现于宋代。宋代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游民，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但是城市又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保障，出卖劳动力的人们，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权利，城市之中形不成市民社会，无论是商人、手工场主，还是出卖劳动力的人们不能形成保卫自己的力量。因此，一旦有社会动乱，原有的工商业、服务业破产，这些人就容易流落江湖，成为反社会的力量。
上述诸要点是本次增修时特别关注的问题，自以为在这些方面有些心得，写入书中，为读者思考提供方便。
自从1991年我的以第一本论述游民文化的专著《中国流民》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至今已经超过十五年了。1999年出版了《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后来发表了多篇与游民文化有关的论文、随笔及其他文字，抛砖引玉，使这个沉寂多时的社会文化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慎之先生的名文——《发现另一个中国》1999年发表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后经多家报刊转载，海内外学界反响强烈。有些学者开始致力游民文化问题（有人概括为“流氓学”——我以为不甚准确）的研究，并有一些可观的成果出现，不论是在网上和平面媒体中都可以看到，而且还有一些专著问世。这是令人兴奋的。
当这个增修本问世的时候，可能正当慎之先生逝世四周年忌日，本书的修订中考虑到先生一些意见。最重要的是摒弃“封建社会”这个模糊的概念，试用“皇权专制社会”以替代。但仍嫌不够准确，因为这只注意到秦始皇以后社会的政治特征、不能概括这个社会的经济特征，还有待于历史界、理论界进一步探索。
本书最后所附杜亚泉、黄远生等先辈对于游民问题的论述，其实当时关心游民问题的远不止他们二位。梁启超认为当时社会问题中最重要的不是“有产”“无产”的问题，而是“有业”“无业”的问题。这样社会的穷苦人中分成为“劳动者”和“游民”，而且还是游民多而劳动者少。在社会发展中“劳动阶级之运动可以改造社会，游民阶级之运动只有毁灭社会”。他还说：“今之社会主义运动家，或以热心太盛之故，深嫉乎有产阶级智识阶级之腐败不足与语也，又见乎劳动阶级之人少而力微，且性质亦带保守，不易鼓动也，于是‘为目的不择手段，转而思利用游民。夫天下之最便于利用者，诚莫游民若也。而利用所生之结果，必至全反其所期。今试执共产主义以告任何阶级之人，未必能信受也，即信受未见能奉行也。试以语半兵半匪之军队，则彼可以‘闻斯行诸不俟终日’。数月以来，高阳兵变，宜昌兵变皆籍市民之产而朋分之。彼奚不可以曰：‘吾为实行共产主义来也。’试问社会主义之名义，若为彼辈所假借，则玷此名义为何如者，而国家元气之瘵丧又何如者。故吾愿真爱国真爱主义之人慎勿出此也。”（《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1921，1，19）可见当时人们对游民所构成的社会问题的思考，梁启超对于游民所构成的文化问题多有论述，在此次增修中有所涉及，故在后记稍提梁氏对游民在社会运动中负面作用忧虑，我想不是毫无意义的。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本，王学泰著，即将由同心出版社再版）
家璧伯
章洁思
我站在柜台前开始等待，等待借取的书传递过来。眼前是最先进的传送带，它在不停地运转，传送。在轻微的沙沙声中，我的面前忽然映现出一个慈祥的面容，他微笑着，在对我说着话……
呵，我第一次去上海图书馆，是家璧伯指点的，距今有二十多年了吧！那时，我刚刚开始整理父亲靳以的著作。经历了浩劫，家里的书早已不全，于是，家璧伯对我说，到上图去，我给你介绍个人，她会给你找到所有的书。于是，我也像今天一样，站到借书台的前面。那时的上图还在南京路，没有现代化的设施。我爬上三楼已经气喘吁吁，腋下的拐杖更令人注目；无怪乎多年以后，当我在新馆邂逅肖斌如女士时，一眼就被她认出。因为，她就是当年家璧伯介绍给我，说能为我找书的人。
时光匆匆，年轮流转。在前辈的鼓励下，我终于开始拿起笔来，一段段撰写对于父亲的回忆。记得那是一个初春的夜晚，我刚刚写完三十年代家璧伯与父亲，还有巴金，他们三人齐心合力创办《文季月刊》的那一段，犹沉浸在他们对于文学事业倾心的氛围之中，忽然听到家璧伯去世的噩耗……悲痛之余，惊愕造物主给予自己怎样的心灵感应！
因为在那一刻，我的手中还捏着家璧伯与父亲的合影。这是家璧伯特地拿来送给我的。他对我说，他有一位翻拍老照片技术很高的朋友，照片果真非常清晰。望着照片上的两位青年，他俩并肩站着，风华正茂，意气风发。那是北京的四合院落：三座门大街14号，是两个杂志《文学季刊》和《水星》月刊的编辑部，也是父亲的家。那时家璧伯初次与父亲相识。
家璧伯回忆说：“我初次与靳以相识是在1935年的5月（笔者按：此为笔误，应为6月，见以下日记），地点在北平火车站，介绍者是我们共同的朋友郑振铎。”他还在自己的“北上组稿日记”中，把他与父亲的初次相处，作了详尽记载：“6月6日……十时半车到终点站北平。郑振铎和章靳以联袂来接。同去振铎家午饭，朱自清在座。饭后同游古物成立所和中山公园。夜宿章靳以所租北海前门东侧三座门大街十四号一座北方小院子的北屋。6月7日靳以陪我去附近北海公园进早点。……五时靳以陪我去见沈从文，后三人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