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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暮蠊酥牵谘罴伊氪罄裉每队蠡幔ㄎ壹改昙浼醋≡诖罄裉谜悦娴囊ざ粗校且渲姓饫裉枚酝馑坪鹾苌倏队蠡幔硪淮问�1946年初夏，欢迎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三人委员会），我也进去了。记得似乎是李富春同志致欢迎词，邓宝珊致答词。邓在答词中，忽然说了一句“共产党是讲斗争哲学的”，台下小有骚动。但看邓仍很友好，无任何反共之意。散会下来，我们宣传部的几个人就议论开了（一般是叶蠖生前辈与田家英、吴允中及我等几人喜闲谈），说，邓宝珊怎么也讲起“反共”话来了？叶老前辈、赵毅敏似也在场，说，他是国民党高官，天天要看国民党报刊，看惯了，他也不懂什么斗争哲学，就随便说了！你们看他的样子不还是很友好的么？他莫名其妙，弄不清楚的。
事情就是这样，我记得清清楚楚。不知这会的档案尚有保存否。
解放后，1964年全国大批“合二而一”论，说宇宙间的一切均永远只有“一而为二”，而绝无所谓“合二而一”。照此，就水也没有了，人也没有了，其悖理有如此者。这不也就是只有斗争哲学一样的东西么？
二、要提倡和等待“自然而然革命化”
这话是从陈伯达那里听来的，说是毛主席对他闲谈时说的（陈伯达是毛窑洞中唯一可作闲谈的座上客）。陈谈话时间是1941年秋，地点是延安杨家岭一个岔沟里的中央政治研究室。这个机构是1941年夏中央新成立的“中央调查研究局”中的三个部分之一。据陈伯达告诉我们，是毛泽东兼此室主任，陈伯达任副主任。这机构大约共有六七十人罢。老同志有张仲实、于炳然、丁冬放等，其他是“一二·九”到“三八”或后来著名的人有：邓力群、田家英、许立群等。我与陈传纲几人在农业组，大体均是自选的。
陈伯达的领导，素来是无为而治，他只当甩手掌柜（“文革”小组长，他大概有点想做真掌柜的样子，几天就下来了）。陈不会讲话，更不会作报告。1940年吧，南洋顶尖侨领陈嘉庚来延安访问，开欢迎大会，陈福建同安人吧，语言不懂，要人翻译。翻译也得大人物才行，就由同是同安人的陈伯达来作。一场大会下来，几乎一句话也没有人听懂，但是掌声异乎寻常的热烈，因为当时大家对陈嘉庚都很尊敬。
陈伯达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一个人埋头写文章，但他大概是在延安时期唯一一个可以由毛召入窑洞中作闲谈的人物了，所以他能从毛处听来某些别人听不到的东西。在政研室，1941年秋，晚饭后，他喜欢一个人在他的小窑洞中对人闲谈，没有题目，有些自述性质的小故事，如说在莫斯科，他曾被怀疑为托派；又说，人家读列宁著作，他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又被怀疑为国民党右派等。他讲这些，当然是自傲事件，表示自己从来不是教条主义。他这窑洞连同小过道坐十来个人了不起了。去的人自带小木凳，有点像设帐授徒似的。后到的人，只好明天请早了。有一次，我算抢到一个位置了，那次，听陈说，有一次毛对他谈起，我们有些同志太急了，强迫人家革命，不行的，革命怎么能强迫呢？有时候要等待，等待群众“自然而然革命化”。以上当然只是大意（讲的还要多，有些不便写），谁也没有笔记，只是“自然而然革命化”这几个字保证绝对无误。（当时在政治研究室的，据我所知，现在北京的就有邓力群、周太和、吴骏扬、詹武、夏鸣、史敬棠及我等七人。至于那天哪些人去听了，就说不出了）。
三、“见面先说三声好，好，好！”
1944年夏，王震与王首道二人率领几千人自延安出发，南下江南、岭南去建立抗日根据地。毛亲往东郊机场送行，作誓师讲话。讲话随即普遍传达。
这讲话内容很好。如说，共产党员既要有松树那样的坚定性，又要有柳树那样的灵活性。毛说，这次南下，不免要遇见一些我们留下的小队伍，小根据地，他们苦啊，他们的做法当然与我们在北方这么多年大不相同，见到他们时，千万不要随便批评，忘记了我们从前吃“钦差大臣”的亏，见面先说三声“好，好，好！”有什么意见慢慢提，客气点。以上当然只是大意，这个重要讲话的档案应还在。可惜1949年、1950大军南下时，事先就完全没有听到过这方面的教育，后来一到了广东（包括海南岛）、福建、云南等省后，不久即大批其“地方主义”，势如暴风骤雨，莫名其妙，甚至杀了些当地老干部。更怪的是，到了1958年广东还在批古大存、冯白驹两个老前辈的“地方主义”。我老早就在广州的刊物上写文，题目即叫《广东的“地方主义”是海外奇谈》，因为实在没有，连一点影子也没有呀！古大存在抗战后不久即到了延安，后任整风审干时期的中央党校一部主任，主管命脉，后又去东北，然后南下，他哪来什么“地方主义”呢。总之，南方各省的“地方主义”全是无中生有。尤其是广东，我解放初在那里几年，哪里有这个东西呢？反了一阵“地方主义”之后，1959年吧，叶剑英就被调走了。据说，叶临行前对少数人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非常沉痛，但又无可如何。
这完全与1944年夏，王震南下时的精神、态度完全不同了。历史上的教训还要回避，反“地方主义”不是“扩大化”，而完全是无中生有。
我们今后要避免重犯过去类似的错误，就不能把过去的事都一律裁弯取直，掩盖起来。写历史的任务恐怕决不是光写什么都是伟大正确，而是要把教训写出点来才有意思。
（责任编辑 萧徐）
江一真“求真”· 汪征鲁
今年春节期间，钟兆云兄托人捎来他与王盛泽合著的《一生求真——江一真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全书洋洋近七十万字，展读之下，竟不能释手。
江一真之于我是父执辈。五十年前，我在福州一中读初中时，曾与江伯伯大儿子江上虹、二儿子江上舟同学。他们虽是省委书记、省长的孩子，但都衣著朴素，平易近人，与同学们相处甚洽。上虹行侠仗义，身手矫健；上舟文雅内敛，品学兼优；都是同学中的一时之选。正是这个时候，政治风云突变，在反右倾的党内斗争中，江伯伯几乎在一夜间被打成“江魏反党集团”的头子。也正是这个时候，在民间，关于江伯伯体恤时艰，为民请命，刚直不阿，终罹冤案的传言此起彼伏。老师和同学们也对日渐沉默的江氏兄弟愈加怜惜。人心不可侮啊！
之后，由于我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接触了不少福建地方党史的资料与著述，对江伯伯当年与“左”的错误抗争的事迹有了大致的了解。但毕竟是一个大概。这次拜读了《一生求真》，才窥得江伯伯的一生行藏，一位铮铮铁骨、耿耿丹心的共产党人跃然纸上，他一生求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风骨和气概、以及为之付出的人生代价，令我扼腕久之。
与“左”倾错误抗争
江一真同志是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与白求恩大夫、柯棣华大夫并肩战斗，为抗日军民救死扶伤。解放战争期间，在苏北解放区担任党、政、军领导工作。建国后，先后任福建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农垦部副部长，农业部党组书记、代部长。文革后，先后担任卫生部部长，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顾委委员。他一生的求真历程似有三部曲。解放前，他是为了追求真理、追求解放参加革命的。这是其求真的第一部曲。这里不拟详述。
建国后十七年中、文革期间以及文革后的若干岁月，其求真历程表现为与我党“左”的错误的抗争。这是其求真的第二部曲。在其任福建省委书记、省长期间，正逢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运动甚嚣尘上，和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和我党的干部一样，最初也曾无条件地响应和实践伟大领袖的战略布署，也为其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所燃烧，然当其弊端显现、民困时艰时，他最早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洞察一切，不顾个人安危，也不自量力，挺身而出，抵制这一错误路线。他在当时工作会议上的一些讲话中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意见。关于农业，他认为，公社化有许多问题错了。比如：一、胜利冲昏了头脑，把农民估计过高，过早否定了小集体、小私有，